对社会和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对政府和官员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或官员不能对公民“钓鱼”，而公民可以对政府和官员“钓鱼”，这是因为对权力必须有广泛的约束，以使政府和官员懂得敬畏权利。

　　广州有一个奇怪的案件，受审官员称被记者“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已经广为人知。媒体并非执法机构，“钓鱼”行为也许有，但“执法”，从何谈起？

　　报道说，广东电视台两名记者对虚假地质灾害报告进行暗访，在付给广州地质调查院质量审核部副部长罗锦华2.5万元后，果真拿到了假报告。此事曝光后，罗锦华被起诉。（3月4日《广州日报》）

　　这确实是“钓鱼”行为，它如果由执法机关完成，应属“钓鱼执法”，不能被接受。但记者的“钓鱼”行为，与执法机关“钓鱼执法”，应属不同性质，它对证明官员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是有效的。

　　必须承认，记者采用了一种并非常见的调查采访方式，它甚至不同于“暗访”,但这种并非真实需要而佯作采访，其实并无不可。例如记者并无投诉事项，但仍然可以拨打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公开电话，以验证投诉渠道是否畅通。

　　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总是如何监督政府和官员，如何使公权力暴露在阳光下。媒体并非公共权力，而是大众的言论机构，说到底，仍然是一种权利。媒体采用不违法的采访方式，获得官员或政府存在滥用权力现象的证据，这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客观反映，在社会和法律层面无可非议。

　　换言之，就“钓鱼”行为来说，政府或者官员不能对公民“钓鱼”，而公民可以对政府和官员“钓鱼”，这是因为对权力必须有广泛的约束，以使政府和官员懂得敬畏权利。受审官员把钓鱼采访和钓鱼执法相提并论，无非是想脱罪。

　　如果说官员要受到更多约束就是不公平，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选择不做官员。权力与掌权者天然容易扩张权力，并对社会产生决定作用，故此，必须给予社会和公民更充分的保护，同时对政府和掌权者加以哪怕“过分”的约束。

　　这种不对等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公民的隐私必须予以绝对保护，而官员则不能借口个人隐私而脱离监督。例如，普通公民的道德瑕疵可以容忍，不必遭受过大的谴责，官员的道德瑕疵则必须放大到是否适合担当职务的高度。

　　对社会和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可行；对政府和官员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这就是在政府、官员和社会、普通公民之间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是为了形成政府与社会、官员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如果不能钓鱼执法等同于禁止钓鱼采访，那么，权利就将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类比中遭到更大的伤害，而那些容易扩张的权力，也将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