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日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报告中,首次将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联系了起来。而在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众多提案当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已经成为突出重点。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实指出,虽然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受到长期关注,但像今年这样被全国两会重点关注,还是第一次。　据《第一财经日报》

　　赵本山经典语言“差距咋这么大呢”如今掸掉喜剧的色彩，进入公民日常语汇。当然，这个差距不是屋檐下的两口子，而是指社会各群体间的收入比。引用政协提案透露的权威数字，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年来还有扩大的趋势。作为执政党高层和代表最高民意的全国两会，予其以国家进步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高度来关注和研究，是意料中事。其实，进入2010年以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已多次被中央层面提及。而两会上的“发酵”，肯定会促使缩小民众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民心工程加速推进。

　　不过，我们注意到，在众多代表、委员纷纷提及这一问题时，宏观层面的阐述多，操作层面的方案少；泛泛而谈的多，细细调研的少；结论性的意见多，解剖式的指导少。看起来都提到议事日程上，但从哪里入手，着力点在哪，哪些先哪些后，哪些易哪些难，则或语焉不详，或各执一词。

　　九三学社提交的《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提案就认为,应将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作为重大的国家战略,以效率兼顾公平原则指导初次分配,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积极推进第三次分配,鼓励并积极发展慈善事业。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而及时的，但仅仅进言原则，不提供几次分配调整的时间表和项目次序，仍无异于画饼充饥。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重点在“分配”二字上，因为分配的支配权在政府。缩小收入差距，有很多种办法，但积重难返的因素也很多，要么涉及社会体制的大调整，要么影响到国力强弱，要么是政府不适合干预的领域。因此，找准分配调整的着力点，让政府在其权力范围内，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迅速在局部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是两会提案、议案落笔的重点。在短期内做不到，在行政领域不好做，或者顾此失彼、因小失大的方案，应该列为下一步的调研重点，重新论证。

　　比如说，有部分委员、代表呼吁取消养老金（退休金）“双轨制”，缩小企业与事业单位、公务员的差距。确实，全国2481万国有企业退休职工收入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社会分配显失公平的一个突出矛盾。但由于这项改革涉及面广，直接触及到包括委员、代表在内的利益群体，体制性的阻力使得它目前不合时宜。很多委员、代表对“双轨制”三缄其口的现状，就间接说明废除“退休双轨制”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渐进地酝酿改革条件。把过多话语纠缠在这个话题上，对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自然是力没用到点子上。

　　再有，不少人直指增加工资水平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捷径。表面上看，增加首次分配的额度似乎让低收入者直接受惠，但让企业增加工资起步价，一是政府有越权干预市场、转嫁社会负担的嫌疑，二是即便最低工资标准一提再提，其上升的幅度还不及物价水平的逐年上涨、公务员工资的一次“微调”。低收入人群的受惠实在有限。拿浙江省来说，今年4月起他们将再一次调高全省最低月工资标准，其中最高一档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为1100元，而这个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目前全国领先。其实，自从1994年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浙江省在16年中已经对其调整了11次。11次上调才涨到千元左右，可见这个全国领先的“涨工资”基本上属于物价补贴，谈何缩小差距？而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导致企业劳动成本提高，进而发生倒闭潮。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的统计，广东2007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0元，曾导致3000多家企业破产。可见，在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走远的今天，期望通过第一次分配来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有饮鸩止渴之险。

　　可见，着力点存在于政府有能力的二次分配中。目前来看，最好的着力点就是众多代表委员异口同声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全民退税”上。原因有三：一是这一讨论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民意强烈，提案议案反复提出，社会各界共识大，条件成熟了；二是普惠性，几乎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获益；三是对国家财政冲击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只占7%，其中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比重只有50%左右，而全国个人所得税增幅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要快了一倍多；四是有政府的完全主导权，起征点调到5000还是4000，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沿袭个人，要不要划分地区、税率等级，是否每年微调一次等，政府可以根据实情灵活调动，自如调控。

　　关键的是，缩小差距，藏富于民，解决所得税问题是一件并不很难又见效快的事情。国家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抽肥补瘦”，比直接干预第一次分配，或者筹备以资助慈善事业为主的第三次分配，在当前要迫切得多，实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