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启幕，有报道说，本届政协一半提案直指高房价，这与新浪上的一项民意调查暗合——在“你最关注的两会议题中”，选“房价”的网民占了近三成，远远超过其他选项占据第一。既然今年两会上高房价已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期待，今年两会关于高房价的讨论，能够形成一个超越以往的基本共识，这就是住房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彻底转变。

　　两会启幕，有报道说，本届政协一半提案直指高房价，这与新浪上的一项民意调查暗合——在“你最关注的两会议题中”，选“房价”的网民占了近三成，远远超过其他选项占据第一。

　　其实每年两会，房价都是热点，但今年尤其不同，在温家宝总理说出“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之后，被去年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对两会找到勒紧“房价野马”的缰绳抱有更大的期待。

　　这几天来，关于房价的消息不少，有人大代表建议尽快制定《住房保障法》明确政府、企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有媒体解读两会时称，楼市第二轮调控已经呼之欲出。这些消息和声音，让人或惊或喜，但总体而言，与往年那些关于房价的一阵风式建言并无太大区别。既然今年两会上高房价已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期待，今年两会关于高房价的讨论，能够形成一个超越以往的基本共识，这就是住房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彻底转变。

　　中国实施房改十几年以来，住房政策基本上是被当做经济政策的，无论是房改初期的拉动内需走出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这个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要掏钱买商品房的现实，乃至很多地方政府陷入土地财政不能自拔，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住房，这个原本与民众基本权利息息相关的名词，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完全以金钱来衡量成败——楼市拉动了多少内需、对GDP增长贡献了多少、带动了多少相关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因为土地财政有了多少盈余，既得利益群体被紧紧地绑在了房地产这架战车上，不愿下来、也不敢下来。

　　一旦住房政策被当成了生钱的经济政策，“经济效益”就成了衡量一切的指挥棒。所谓的住房产业化、市场化，所谓的房地产业支柱论，似乎就有了天然的正确性，买不起房的人，似乎就只能怪自己没本事，就像茅永红委员说的那样——自己没有买房能力，怎么能埋怨政府呢？前不久还有专家说，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不能打压，更是这种经济政策指导下既得利益理论的代表。

　　但现在，经历过太多痛苦的人们开始渐渐懂得，住房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纯粹的市场问题，而是一个准公共产品的构造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问题，有没有房子住，根本就不是专家口中所说的由市场说了算，而应该是“社会保障”要解决的事。与民众这种认知转变相对应的是：近几年来，中央屡次强调满足民众的居住权，要求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各地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试验，比如说在北京，今年的楼市调控目标中就有一条——新增住宅建设用地的一半，要用于盖保障性住房，竣工的保障房面积不低于开工面积的50%。而在重庆，大批不限申请者户籍的公共租赁房也开始兴建。可以说，中国的住房政策走出经济迷局的时机，已经成熟。

　　住房政策不该是经济政策，它应该是典型的社会政策，保障民众居住权是它的首要任务。居住权是生存权之一，属于基本人权。一些让住房政策忠实于社会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成功的先例。比如说在新加坡，八成以上的民众都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要到市场上买商品房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新加坡根本就没什么高房价问题。在我国的香港地区，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也都能受惠于政府的公屋计划。即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德国，在政策层面，住房保障居住权的功能，也远远优先于创造经济利益。以这些国家和地区为镜，解决中国内地高房价问题的钥匙已经清晰可见——让住房政策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彻底转变，而不是把它作为拉动内需和GDP，更不是给地方财政找钱袋子的经济工具。

　　道理很简单，一旦住房政策是社会政策的共识得以形成，指挥棒自然而然就会从经济利益转变为社会效益。考核住房政策成败的选项，将不再是拉动了多少内需、贡献了多少GDP、给财政增收了多少，而是保障了多少人的居住权。至于地方政府放弃土地财政后如何弥补财政漏洞，自有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等技术层面的手段来解决。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前不久提到北京今年的楼市调控政策时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高端有市场、中端有支持、低端有保障”，这其实已经清楚解释了住房作为社会政策的含义：政府必须出资保障大多数人的居住权，而通过商品房市场，从高收入群体那里收取购房税金弥补财政。这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体现的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平。

　　理念是政策的先导，解决中国的高房价问题，目前迫切需要的，就是凝聚“住房是社会政策”的共识，重新厘清政府、房地产企业、民众的各自定位。当大多数人都能受惠于政府的公屋计划时，住房仍然会是支柱，但必定已从“经济支柱”转化为“民生支柱”。至于房价高不高，到那时也肯定不再是个社会公共问题，而只是有钱人的数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