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京普通的铁路工人苗亮写的关于南京“过江难”建言书得到了市长批示并受到政府交通部门的热情回应，为此，快报2月26日刊发了社评，对公民权利觉醒和臣民意识残留作了评说。这两天，对社评的反响也使这一话题走向纵深。今特编发读者、上书市民、对话部门官员的社评批评，让我们再一次理性地品味“公民上书”的得与失、是与非、利与弊，以期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
北京来信：“上书”一说该改改了
说实话，读了2月26日快报社评《公民上书与政府纳谏，是喜是忧》，在酣畅淋漓之余，对“上书”这说法，心中有一丝不快，为何公民正常行使公民权反而又成了“上书”？要知道，“上书”一词，在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中多指臣下奏谏陈词，即使到后来意义有所延伸和拓展，也多用于下级对上级。不同的是，南京市民苗亮给市长写关于南京“过江难”建言书，其身份更多的是一位公民在发言，在正常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已成为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承诺，而这也是进一步迈向法治社会的标志之一。
其实，随着近年来公民意识的觉醒，类似“公民上书”的新闻屡见不鲜，就影响力而言，远有三位法学博士因“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有北京大学法学院五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都不同程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上书”一词也越发成为一个时代热词。但是，已经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对这一说法表示抗议，因为所谓的“上书”，只是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上书”，则无疑容易将立法机关或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拉远，更是颠倒了宪政的应有之义。
“上书”一词的走红，也从反面说明了公民的建言献策，或者表达监督，在现实语境下都“人微言轻”，必须经过重要官员的“批示”才可能发挥其效力，也说明人治色彩尚需进一步淡化，通往法治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期待在民意诉求的渠道上，“上书”一词，能尽快走下媒体，走下时代的舞台。北京读者 高地
市民苗亮：我没想“权利”问题
我特别关心城市市政建设，特别喜欢给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我的意见，可能就是一种兴趣吧。嘿嘿，我做其他都不行，没能耐，但是我对市政特别是交通有研究，我的意见对政府肯定有帮助。这几年我写了好多信，我不会用电脑，就一封封抄出来，用平信寄，哈哈，不敢用挂号，太贵，一个南京市挂号三块六，超重就是七块二。我工资也就两千来块。多数信寄了没反应，少数有回信，说点客气话。给市长写过，给市委书记也写过，因为他们是一把手，事情好解决。说老实话，我喜欢悄悄写信，没指望和领导见面，也不喜欢让媒体报道。交通局长约见我，吓了我一跳。嘿嘿，我这人写信还行，不会说话。给政府写信，你去解决信里的事情就行了，干吗让媒体知道啊？不瞒你说我怕出名哦，嘿嘿，怕别人注意我。我没想过这是不是臣民意识，没想那么多，也没想权利问题，就是兴趣。我认为市民给政府“上书”，只要不胡说八道，就很好，政府该不该理会，或者会不会做个秀，不好说。反正这次交通局领导挺随和，我本来挺紧张的，也不紧张了。我不指望他们采纳我的意见，他们走出第一步就行了。想不想见市长？嘿嘿，也想见。想不想给总书记、总理写信？一个国家太大，我怕建议写不好，但南京市的事我有数。反正百姓也有思想的，希望你们快报多登登老百姓这方面文章，越多越好。我今后还会写，但怕记者报。我还是喜欢悄悄做。嘿嘿。（根据电话记录整理）
交通官员：请苗亮见面真不是“秀”
快报社评我看了，应该说从观点上我是赞同文章的，公民和政府需要实实在在的沟通。但我要表明一点的是，交通局这次完全可以按惯例把苗亮的信转回去就行了，因为信中涉及交通的内容并不多，有很多牵扯其他部门。为什么留下并请苗亮见面呢，确实是局领导觉得他的信很认真，而且是出于公心，跟他自己眼前的实际联系不多。对这样关心城市交通建设的热心市民，我们真心想见见他，不是做秀。为什么请媒体呢？是因为想通过宣传营造民众关心交通的氛围。我们认为城市规划不能光凭专家说话就行了，在一定程度上更要听听老百姓意见，因为这些工程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他们有权利说话，而且现在老百姓层次也不低，有些意见不比专家差。像苗亮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的见解有些真不错，是建设性的不是光发牢骚，这样的市民太好打交道了。确实存在有些部门单位搞形式做秀给人看，关键是看你怎么对待民声，操作是不是实在。说老实话，像我坐在办公室，是政府的一名雇员，公务员，离开单位我也是一个市民，影响其他市民的事情也会影响我，其他市民反感的东西我也会有同感。站在市民角度你就会理解很多东西，当然，市民也要关心政府决策，现在缺乏的是正常的沟通，沟通少就增加百姓和政府的隔阂。我赞成公民与政府互动要制度化，我们也准备聘请苗亮做我们的作风监督员。有了这种聘请，我们和苗亮就有可能经常见面。现在政府有些管理水平确实不高，市民对政府工作有意见很正常，必须让老百姓有说话的地方。公民上书，说明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南京市交通局宣传处长 孙文华（根据电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