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22版:柒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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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2 月 28 日 星期   重要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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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送薪路上遭车祸身亡,弟弟生死接力送工钱
为了兄弟的兄弟们的尊严
  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为了赶在年前将工钱发给手下的农民工,50岁的建筑商人孙水林携带26万元现金,连夜驱车从天津赶往老家武汉市黄陂区,但不幸遭遇车祸,一家五口在冰雪路面上命殁异乡。惊闻噩耗后,弟弟孙东林强忍悲痛,不顾亲人尸骨未寒,从哥哥车中找出现金后,毅然驱车继续南下,终于赶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30多万元工钱发到60多名民工兄弟手中,了却了哥哥的遗愿。

  在这个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欠薪已是理所当然的时代,是什么让两兄弟如此坚守承诺?日前记者赶赴河南,还原这个悲情故事背后的兄弟情谊,告诉你什么才是人间道义。

  2月24日上午,河南兰考县人民医院。寒风索索,阴云低垂。

  一见叔叔孙东林走来,19岁的孙云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问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里?问自己的姐姐、妹妹、弟弟在哪里?

  医院大门距离太平间不过100多米,但在孙云的眼里,这距离却如此漫长。一场车祸,夺走她的5个至亲,全家只剩下她一个孤女。孙云的眼泪如决堤的洪水,哗哗直往下淌。

  太平间里,孙云看到父母头上满是血渍,头发上沾着冰冻的白霜时,哭声如山洪般暴发出来。

  那个不堪回首的心碎时刻也顿时浮现在现场每一个人面前……

  给民工送薪

  路上一家遇车祸

  2月9日晚6时许。天津。孙东林家。

  “我上次给你打电话借的钱,你准备好没有?”一进门,孙水林就大声问弟媳。50岁的孙水林在北京做建筑工程,上午才从北京赶到天津的暂住处,和妻子及三个儿女会合,准备次日回老家武汉。

  “10万够不够?”弟媳边做饭边答道。

  “不够,你给我15万吧。”孙水林说着,走到房间的电脑前,上网查看起天气预报来,“不好,天津到武汉的沿途即将出现雨雪天气,我得连夜走。”

  说话间,孙东林接女儿回来。

  “我今晚就得走,不然明后天大雪封路,就走不成了。”孙水林说。

  “明天一早走不行吗?”孙东林有些担心。

  “不行!我得赶回去把工人的工钱结了,账我都算好了。你快把钱拿给我吧。我得抓紧时间走。”孙水林语气坚决。

  孙东林没再劝阻,拿出上午从银行取回的15万元现金。孙水林将这15万元和自己的随身携带的11万现金一起打包,小心翼翼地放到汽车后备箱下放备用轮胎的地方,随后迅速发动汽车匆匆而去。

  晚上7时许,孙水林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披着夜色,启程经京沪高速直奔武汉。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如同往年一样的出发,竟成了兄弟俩的永别。

  哥哥孙水林一家走后,孙东林突然莫名烦躁起来,“我在家中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慌慌的。”

  平时,孙东林10点左右就睡觉,但那晚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当晚11点57分,他还给孙水林的一个朋友打电话,闲聊时,对方告诉他,才与孙水林通过电话,孙水林开的车已进入河南境内。

  “再过4个多小时,哥哥就到武汉老家了。”通完电话,孙东林心里稍稍好过了些,便开始入睡,但“噩梦不断,不像以前一觉到天亮”。

  次日早晨7时,他一睁开眼,就拿起手机,拨打父母的电话,询问哥哥到家没有?

  “妈妈说没有,我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孙东林立即转打哥哥的手机,“手机是通的,可没有人接,我拨打嫂子邹望娥的手机,也没有人接,再拨打侄子侄女们的手机,还是没人接听……”

  2月10日上午,孙东林轮番拨打他们的手机100多次,可一直没人接听。

  “可能出大事了。”凭在外闯荡多年的社会经验,孙东林初步判断道。他一边托付朋友帮忙寻找哥哥一家,一边自己开车往南兰高速行驶,沿途寻找。

  当天下午2时许,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老乡江新文说,刚刚打通了孙水林的手机,结果有一个人接听后说,这部手机现在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

  孙东林赶到兰考时,已是半夜。医院太平间管理人员电话中告诉他,2月10日夜里12点多,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由于下雪路面结冰,20多辆车追尾,事故造成多人死伤,仅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就运来了8具遇难者的遗体。

  “我听后,心就一沉,不知道哥哥一家是否就在其中。”孙东林说。

  忐忑不安地等到早上医院上班,当管理员打开太平间的门时,看到哥哥一家五口全在里面,顿时眼前一黑,几步退到门外,还是一头栽倒在没脚深的雪地里。

  生死接力

  弟弟返乡代哥哥发薪

  几分钟,孙东林回过神来,抱头嚎啕大哭。

  哭了一会后,孙东林抹干泪水,“我想起了哥哥车上的26万元工钱。这可是五六十个民工的血汗钱啊。”

  孙东林和随行的亲友开始在各个停车场查找孙水林的事故车。后在一位民警的指引下,在南兰高速二郎庙收费站附近,他们找到已被撞得破烂的轿车。“当时,轿车前面的两个车灯还在闪个不停。”孙东林说。他赶紧打开哥哥轿车后备箱下放备用轮胎的地方,发现26万元现金完好无损地放在里面。

  “取出钱的一刹那,要替哥哥结清工钱的想法就闪现在我脑海里。”孙东林说,“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

  交警告诉孙东林,此次事故比较大,处理要等到春节后。

  想到哥哥未完成的遗愿,孙东林决定先把26万元工钱送回家发给民工。

  时间紧迫,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孙东林动身往武汉赶。“平时从兰考到武汉,仅仅需要4个多小时,可这次冒雪回家,我却花了15个小时。”孙东林说。

  农历腊月二十九,孙东林一回到武汉市黄陂泡桐老家,便找来两只水桶放满热水把脚泡了泡,“十几个小时坐在车上,又冷又饿,双脚都不知道是自己的了。”

  随后,孙东林找来家人商量,让姐姐帮忙封锁消息,设法暂时瞒住父母。然而,善意的谎言没能瞒住真相。孙东林一边安慰父母,一边把“给民工发工钱”的想法告诉了姐姐。姐姐有些反对,“等哥哥的后事处理完再说吧。”

  孙东林开始做姐姐工作,“哥哥一家都是为了尽早赶回家发放民工工钱,才遭遇了不幸。我们家这个年是过不成了,但不能让跟哥哥干了多年的工友们也过不好年,让人家骂我们兄弟不地道!在大年三十前,一定要把工钱结清。”

  因孙水林的突然离世,很多的账目及账单都不清楚或不复存在。他们一家在通知民工来领工钱时,让大家凭着良心领钱,“你们说欠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与往年领工钱的热闹场面不同,这次大家都是静悄悄地来,很多工友表示不要钱,并劝慰孙东林:“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要不把发钱的事缓缓。”

  但孙东林说这件事的痛苦就让他家来承担,一定要工友拿着钱好好过年。

  楼下,民工们低声地领着工钱。楼上,不断有沙哑的哭声飘来,时而低声啜泣,时而嚎啕大哭,那是70岁的老母亲在失去儿子后伤心不已;而孙水林的老父亲则斜身靠墙而坐,双手抱头面朝下,帽檐遮住了整张脸,一语不发。

  26万元现金不够发,孙东林自己支取了6.6万元,从母亲宋腊梅手里拿了1万元,最后一共发放60多位民工33.6万元。

  帮哥哥完成遗愿,孙东林回到自己家中,又连夜向跟随自己的几十名民工发放了40多万元工钱。

  晚上8点半,望着最后一个民工拿着工资静静地离开,孙东林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工程款常被拖欠

  却不欠民工一分工钱

  孙水林、孙东林兄弟俩,在武汉市黄陂区泡桐街算是在外闯荡得比较成功的建筑商,这些年来,黄陂区跟随他们到外地打工的,每年少则几十人,高峰时达到200多人。

  但孙水林、孙东林兄弟俩的生活十分清贫,老家房子在街上并不显眼。这栋两层的民房是兄弟俩在外打工10多年后,于1990年所盖。在此之前,兄弟俩及年迈的父母等一家多口人,一直挤住在乡下的两间土坯平房里。

  房内家具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油漆剥落,甚至连门也关不上,床单和被套是打了补丁的。孙水林夫妇生前的卧室,可以用寒酸来形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这间房屋的主人从事建筑行当20多年。卧室里唯一一件值钱的物品,是一台液晶电视机。

  民工彭定斌与孙水林同年,一起长大。年轻时,两人一起学木匠,一起到外地打工,但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经常碰到被老板拖欠工资的遭遇。对此,孙水林非常鄙视,还跟彭定斌半开玩笑地说,“要是今后我能当老板,绝不拖欠工人工资。”

  (下转09版)

  (上接08版)

  1988年,勤奋踏实的孙水林开始承包一些活计,成为了小小的包工头。没想到,当老板后的第一年孙水林就没有结到工程款。回到老家,彭定斌找到自己在法院工作的姐夫,请他作担保,帮助孙水林到镇上银行贷款,为所有民工结清了当年工资。

  1989年,孙水林到北京闯荡,接的第一笔活是中国专利局办公大楼。当时工期紧,孙水林一连干了7天没有休息,让项目经理十分感动。事后,他把孙水林叫到身边,“猴子(孙水林长得瘦,工友们送其的绰号),你人不错,我给点活,你自己当老板单干吧。”

  这个活就是砌北京一所监狱的院墙。孙水林接下后,如期漂亮地完工,并拿到40多万元的工程款,这也成了他创业的第一桶金。

  做事靠本领,做人讲诚信。据此,孙水林在北京混得越来越开,顺义、密云一带很多工程老板都主动找上门来,手下工人达200多人,不仅有湖北老乡,还有河南、四川、内蒙古等地工人,好多人一跟他就是20年。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孙东林也很早就尝到了打工的艰辛。13岁那年他正上初中,暑假期间,孙东林央求哥哥带他到一家建筑工地,想挣点下学期的学费。整整干了11天,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这种记忆让他刻骨铭心。

  孙水林性格外向,话特别多,但被欠薪的事却很少向弟弟孙东林提起。孙东林跟哥哥打工多年后,才明白包工要不到工钱是常有的事,只是哥哥不说而已。

  为了开拓天津市场,2003年下半年,孙东林与哥哥分开,“临走时,哥哥反复嘱咐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诚信比钱更重要,诚信道义才是立身的根本。”孙东林说,“每到年前,哥哥总要提醒我,早日把民工的工钱结清。民工跟你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你还拖欠他们的工资,明年谁还会跟你干呢?”

  这20多年来,孙水林兄弟俩经常被别人拖欠工程款,但无论自己多么困难,却决不会拖欠农民工一分钱。“这是我们兄弟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孙东林说,在他的记忆里,哥哥拿出积蓄垫付工钱的事,不下十余次。

  1993年,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年底,孙水林在北京多个工地的工程款都要不到,他四处筹措款项未果,最后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先行给农民工垫付了工钱。

  2001年,孙水林在北京平谷县承包一所学校的工程。他带领4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两个月,终于在新学期开学前完工,但最后结账时,15万余元工程款被对方压价到6.5万,即使这6.5万,对方还拖着不肯给。当年,在无奈之下,孙水林从家里拿出自己的积蓄,支付了民工的工钱。

  2002年前后,孙水林在武汉承包了一项4000平方米的装修工程,连设备带材料共投入95万元,对方时至今日仍欠58万元。当年的工钱,孙水林是向朋友借了7万余元支付的。

  2009年,孙水林兄弟俩给民工发放工钱300多万元,此次春节前结清的是部分尾款。

  “真没想到啊,老板遭遇车祸后,工钱还能照样结回来!”曾跟着孙水林做活的民工宋国清动情地说。此前,他曾跟随黄陂的另外一名老板打工,对方欠他们四五个民工仅1万多元钱,讨了多次都要不到。

  街坊们说:“孙水林兄弟俩不是镇上最有钱的建筑老板,却是最讲诚信的老板。”

  今生不欠来生债

  孙水林在天津、北京均有住处,他完全可以在外地过年,为何要在大雪来临前,携带巨额现金,千里迢迢冒险往家赶?

  哥哥一家五口不幸遭遇车祸遇难后,弟弟孙东林又为何在亲人尸骨未寒之际,强忍悲痛代兄向民工发放工钱?

  哥哥走了,哥哥带的一帮农民工兄弟怎么办?孙东林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2月26日,记者在河南开封,采访了前来处理哥哥后事的孙东林。

  工钱结算决不拖到初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节哀。

  孙东林(以下简称孙)(声音已经沙哑):谢谢。这么多天,我的眼泪快流干了,心里乱得如麻,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记:你哥的事迹令人感动。但有人无法理解,你哥明知可能遇到暴雪,为何还要连夜冒险上路?

  孙:这就是我哥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心里永远装着民工。来天津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还和我说歇一天再走。可得知要下雪后,他立即改变了主意,他担心暴雪一旦封路,将无法赶回去给提前回家的民工发工钱。

  记:你哥决定提前回家时,你有没有劝阻?

  孙:没有。早些年我们曾一同回去,本想路上互相照顾,但结果发现不是他停车等我,就是我停车等他,反而显得不方便。前几年,我们就开始各自开车分头回家。所以,那晚走时,我也没有多想,本以为会像以往一样平安到家,谁料中途会遭横祸。

  记:你们给民工的工资是不是都要拖到年底才发?

  孙:不是。80%的工资都在平时发了,否则民工们怎么生活?但由于一些工程款难要,有部分尾款要到腊月底才能发。我们哥俩从1989年开始单干,每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就是我们哥俩的一道坎儿,给农民工发工资的一道坎儿。在我老家,有句俗语,叫“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我们这20年,欠民工的钱都赶在大年三十前结清,没有一笔拖到过正月初一。

  记:有没有想过换一种发薪方式,比如:把钱打到民工银行卡上,或者带银行卡回老家取钱再发呢?

  孙:以前为了安全,我们兄弟俩都是带卡回家乡再从银行取现。前年腊月二十八,我到银行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轮到我时银行要下班,无法大额取现。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取到钱,直接影响到给民工发工钱。而且,把钱打到民工卡上,也不现实,有些账还需要民工一笔笔当面核对。更主要的是,民工们要领钱的那种感觉。一年忙到头,领一大把钱回家对家人也是一个交待。

  记:听说,你们每年结算工钱时,还大摆宴席招待民工?

  孙:是的。但今年哥哥遇难,就没有请大家吃饭了。

  只有人欠我,不可我欠人

  记:得知哥哥遇难后,有没有想过别的?

  孙:在太平间见到哥哥一家五口时,我当时就觉得天崩地裂,眼前发黑,大脑一片空白。清醒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26万元工钱在哪,这可是老家几十名民工的血汗钱。

  记:找到钱时,你怎么想的?

  孙:从车后备箱下取出钱的那一刻,要替哥哥结清工钱的想法就闪现在我脑海里。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

  记: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使不发或迟点发工钱,别人也会理解的。

  孙:不瞒你说,当时和我一道去的朋友,就劝我先处理哥哥后事,民工的工钱等年后再结。我觉得不能这样做。哥哥是为民工送薪途中遇难的,如果我不能接力继续完成,哥哥在九泉之下也会怪我的。当时,交警告诉我,事故要到年后才能处理。我便决定,立即启程,早一天将钱尽快发到民工手中。

  记:你驱车南下时,路面上冰雪也很严重,担心过安全吗?

  孙:非常担心,但我很小心,车速也很慢,平时4个小时的车程,我用了15个小时。

  记:哥哥的账单已不存在,你如何给民工发工资呢?

  孙:我让人通知了所有民工,大家凭良心领钱,说多少就多少。我相信跟随我们的民工。

  记:但结果你一共发了33.6万元,比你哥哥所带的26万元多出了几万。

  孙:我哥哥的账,我不清楚。但我相信民工,相信他们不会多报账。

  记:如果有呢?

  孙:哥哥生前多次和我说过,只有人欠我,不可我欠人。如果真有多报账的话,就当别人欠我们的工程款没有要到。在外这么多年,每年都有几十万的钱要不到,有的已成呆账。(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已发黄的皱巴巴的纸)你看,这份法院判决书生效都8年了,对方到现在就是不给一分钱。

  记:你对手下民工很相信啊。

  孙:能跟我们兄弟俩出去的都不是外人。得知哥哥遇难后,就有一些民工向我提出不要工钱。我说这哪行呢,你们也要养家糊口。

  还有,做人一定要讲诚信,如果不守信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兄弟俩在外这么多年能够立足,靠的就是诚信,不然,谁把工程给你做,民工也不会跟你干长。

  要带着民工继续干

  记:听你手下的民工说,你们兄弟感情很好,在外一起20年创业从来没有红过脸。

  孙:是的。长兄比父。哥哥比我大10岁,我也是哥哥带出来的。我跟我哥哥,到1989年我们才单干。我们知道辛苦,挣点钱不容易,特别艰辛,干一年,就指望回家,热热闹闹过个好年,一般是过了正月十五就又得出来。在外面挺苦,我特别能理解,我哥哥更能理解。干到2003年,当时北京说要开奥运会了,我哥哥说,不行你到天津去发展吧,当时就有中冶集团华冶公司的一个项目,我哥哥把所有最好的工人,输送到天津,人生地不熟的,去天津,到天津去干。不是我哥哥的支持,我当时根本没有能力。

  记:哥哥走后,他手下上百名民工怎么办?

  孙:处理完哥哥后事,我将主动找他们,愿意留下的,我带着大家继续干。很多民工包括外地的都已经知道哥哥遇难,不少人还给我发来安慰短信,表示要跟我干。

  记:2月24日,很多人都通过电视看到了你在哥哥遗体前立下的誓言,要带着民工继续干。

  孙:我这是发自内心的。我相信好人必定有好报。哥哥一家走后,社会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从精神上、物质上对我们一家进行了帮助,这就是好报。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所以,我发誓要带好这帮民工,哥哥立下的规矩不能变,只要跟着我干的农民工,我决不会拖欠他们一分钱的工钱。

  记:一旦很多民工都涌向你跟随你,你的压力会不会很大?

  孙:是的。现在建筑业务不好接,尤其是哥哥开拓多年的北京市场,他离开后有可能会丢失。但是我会努力做好自己开拓的天津市场,尽我所能地让每一个民工都有饭吃,并且吃得好吃得香。

  车祸后

  老孙的遗物哪去了

  从2月22日再次来到开封,一晃已快一周,孙东林每天拿着哥哥留下的一个外表多处龟裂的黑色小公文包,奔波在兰考与开封的有关单位之间。而其哥哥一家五口仍躺在兰考县太平间内。“我也想早点让哥哥一家入土为安,但车祸中的一些疑点到现在还没有解开。更主要的是,要来送哥哥最后一程的人很多,现在还在春节期间,我想应该让朋友们先过完正月十五。”孙东林说。

  孙东林说,从见到哥哥遗体和出事车辆起,他就对事故的发生和救援产生了诸多疑问。由于当时要急着赶回去给民工发工资,他就没有多追问,回家后也没有向其他人多说。现在事故过去这么长时间,他向警方提出自己的疑问时,警方却开始回避,很多问题都是以“正在调查中”搪塞。对此,他觉得无法理解和接受。

  孙东林对事故的疑问与困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第一,车祸发生后,警方为何不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哥哥出事后,我打了哥哥一家五口人上百个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最后,到下午,还是哥哥的一位朋友打通哥哥手机,而接电话的却是医院太平间的一个管理人员。他说,有一起车祸死了多人,手机是从一位死者身上拿下的。这时候,家人才知道哥哥一家可能出车祸了。”

  直到孙东林等人找到警方之前,孙水林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接到过警方的电话。孙东林不明白,事发后,警方为何就不能用哥哥或其家人的手机打个电话报个信息?

  第二,救援过程的影像为何不公开。事故发生后,孙东林曾接到过一位目击者打来的电话,描述了当时事发情况,并称有关部门耽误了救援时间。而一位出警的民警在年前也无意中告诉过孙东林,事发一段时间内,孙水林还有呼吸。孙东林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死亡3人以上的交通事故处理必须全程摄影摄像。“到目前为止,我多次向警方申请看影像,但均被拒绝。”孙东林说,只要看到影像,才知道事故现场的整个真实情况,才知道救援没有问题。如今,他再找目击者,对方已不肯出来说话。

  第三,死者的遗物哪去了。孙东林找到哥哥事故车时,除了藏得比较隐蔽的26万元工钱完好无损外,车内只找到哥哥的一个破旧的黑色小公文包,包里仅有一个通讯本和几张纸,没有一分钱,而嫂子和侄女侄子的包则不见了,车内导航仪也不见了,仅剩下一个支架。太平间内,哥哥衣服内只剩下4块几毛钱,其他死者口袋内没有一分钱。“离开天津时,哥哥和嫂子随身带了几千元现金,用于加油和交过路过桥费。”孙东林说,“车到河南境内,才走了一大半,哥哥不可能把钱花完,那么剩下的钱哪去了?还有五个人的手机,目前我们只找到哥哥一人的手机,太平间管理员还不肯给。”

  而最令孙东林揪心的就是嫂子皮包的失踪。包里除了黄金首饰外,还有哥哥生意上的全部往来账和一些有价票据。

  连日来,面对众多媒体,开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只简单披露了事故情况:2月10日零时许,当孙水林一家驾车驶至事故路段时,已有一辆长13米的大客车,因在路上发生侧滑,横在高速公路上。孙水林驾车到事故地段,刹车不及,侧滑横着贴上大客车,又被紧随其后的一辆面包车猛烈撞到车的侧面,造成孙水林驾驶的轿车严重损坏。紧接着该处又发生其他几起追尾事故,孙水林一家五口被人救出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而对事故的救援及车内东西失踪情况,警方表示,目前还在调查。

  尽管对警方的一些做法难以理解,但为了让哥哥一家五口早日入土为安,孙东林在事故的一些方面作出了较大让步。“各方面都在给我们进行协调,法律程序挺繁琐的,我希望尽快地,希望开封警方能帮忙。”孙东林说,哥哥的后事初步定在正月十六进行,这主要是因为哥哥天南海北的朋友很多,关心他们一家的人也很多,预计到时候来送哥哥最后一程的人也很多。“现在还在春节期间,我想应该让朋友们先过完正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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