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律师，我要干点惊天动地的事。”范公亮在电话里的声音近乎绝望。他来自盐城，被工地上的电锯锯掉了三个脚趾，索赔多次无果。无奈之下，范公亮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公益律师王丽娜当然知道这个“惊天动地”是什么意思。放下电话后，她立即赶到工地，和几个人高马大的工头谈了很多后，终于替范公亮要到了9300元赔偿。

　　碰壁、闭门羹、冷嘲热讽……王丽娜不在乎，为民工——众人眼中的“穷鬼”争取到合法的赔偿，是她作为江苏省律师协会维护农民工权益法律援助工作站一名公益律师的职责。放弃专职律师的工作后，王丽娜到工作站做公益律师已经整5个月，每月拿着2000元的固定工资。她说，自己不会像公益律师郭建梅一样抑郁，只是偶尔会感到孤单。

　　从少年犯辩护者到公益律师

　　虽然已经做了5个月的公益律师，但在此之前，王丽娜甚至还不知道有“公益律师”这个说法。“直到去年我看了郭建梅的公益广告（郭建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执行主任，已做了14年的专职公益律师），才发现自己其实早就做过一年的公益律师了。”那一年，王丽娜在玄武区法院少年庭做少年犯的辩护律师。少年庭找到博事达律师所，问是否有热心公益的律师为少年犯做辩护。当时还是实习律师的王丽娜想都没想，就答应过去试试。“我只希望抓住机会多做案子，没钱没关系。”

　　然而，在少年庭接的第一个案子就让王丽娜震撼了。她的当事人是两个16岁的少年犯，一男一女，都是聋哑人，两人在公交车上偷手机时被抓。那次会见是她第一次去看守所，当时正值冬天，女孩的衣服很单薄，手腕被巨大的手铐压出了很深的血痕，手背肿得像馒头。男孩更糟糕，大冷天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仅裹着一件不知哪来的女式外套，还少了只袖子。

　　“见到我时，两个孩子哭得特伤心，因为好久没人关心过他们。”那次会见给了王丽娜前所未有的震撼，两个孩子痛哭流涕的画面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太可怜了，我得帮他们。”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王丽娜为40名少年犯做了辩护，而所有这些案子都是免费的。“有些家长一心想挣钱，却很少关心孩子。有次在看守所，深秋时节了孩子还穿着凉拖，父亲却抱着暖热的大茶杯坐着，还轻描淡写地说‘让他坐牢受点教训。’我当场就气得将对方训斥了一顿。”实习律师做了不到一年，王丽娜开始独立接案子了。在代理一件离婚案时，她与现在的老公一见钟情。认识103天后，两人领了结婚证。婚后，婆婆希望王丽娜工作稳定些，于是她去了一家公司做了法律顾问。收入尚可，工作也轻松了很多。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直到女儿出生。“当时突然生出了一种责任感，前所未有的强烈。”2009年10月，成为母亲的王丽娜思想一下子发生了剧变，“郭建梅那则广告真的对我影响很大，我也是农村的，大学毕业后也做过很多工作，对农民工的遭遇，我感同身受。而且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她跟别人讲起我时，能特别自豪地说她妈妈是一名公益律师。”从来不吃请，照样赢官司

　　上海路209号南楼104室是一家房地产中介，中介公司后面还有两个房间，一间是打字复印店，而另一间就是江苏省律师协会维护农民工权益法律援助工作站——王丽娜的工作地点，不细找还真难发现。“原来院门口有个牌子，可没挂几天就被市容收了。”王丽娜说，“我说我们是公益机构，可他们说牌子影响市容。”江苏省律师协会维护农民工权益法律援助工作站是由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帮助成立的，这个中心是全国首家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都是像王丽娜一样的公益律师。上海路这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工作站办公室，租金每月1000元，两张办公桌、几张椅子、一部传真电话机就是全部家当。王丽娜上班用的是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担心办公室不安全，她要背着笔记本上下班。

　　每天早晨，王丽娜从中华门乘地铁到鼓楼站下车，走十多分钟就能到工作站。刚开始她8点半到，可房产中介9点才开门。不得已，她将上班时间推迟到9点。下班时间就

　　很不固定了，因为很多民工下午五六点下班后，才有空来找王丽娜。上班5个月来，从没人考勤，她却风雨无阻。

　　“每个月有四天我会去南京电视台教科频道《法治现场》栏目，接听民工求助热线。”有案子时就跑案件，隔一段时间，她会带着一摞资料去安德门民工市场等地去发传单，“目的就是宣传法援工作站，可光靠我一个人发传单还是力量有限，很多农民工不知道这个维权的公益机构，这是最现实的困境。”

　　尽管如此，还是有农民工找到了王丽娜，其中得到帮助的人还会送上锦旗表示谢意。年前，就有一个叫陈福昌的农民工给王丽娜送来了锦旗。陈福昌是盐城人，来南京工作两个月就出了事故。施工时，他从地下一层楼坠落至地下四层，虽然被抢救回了性命，可人成了高位瘫痪。考虑到儿子在读小学，80岁的老母亲体弱多病，家里经济实在困难，陈福昌要求做工伤鉴定向单位提出索赔，可单位根本不承认双方的劳动关系。

　　后来陈福昌听说有一个帮民工打官司的工作站，就辗转找到王丽娜。接下案子后，王丽娜吃了无数闭门羹，但最终有关部门还是确定了陈福昌与单位的劳动关系。坐在轮椅上的陈福昌拿到赔偿时，提出要给王丽娜一点钱表示感谢，但被王丽娜宛然拒绝。

　　“免费就是免费的，怎么能接受钱呢？”王丽娜给记者展示了亲自设计的名片，背面写着几行这样的字：“不收取任何律师费，不私自接受农民工的财物，不向农民工报销任何费用，不接受农民工的宴请。”

　　尽管如此，可还是有农民工担心不收钱的王丽娜不会尽力帮他们，就尝试着问：“请你吃顿饭总可以吧？”连续拒绝了几次后，王丽娜生气了，“当时我说，你们不想让我打官司了？我跟你们吃了这顿饭，等开庭时，你们就自己去吧！”最后饭没吃成，但官司依然赢得很漂亮。

　　月工资2000，但腰杆子特别硬

　　刚开始做律师时，王丽娜一度很迷茫，因为律师前辈告诉她，成功的律师要学会搞关系，要灵活，拿当事人的钱，就要考虑如何让当事人满意，实现利益最大化。那段时间，王丽娜的压力特别大，“既然收钱了，就特别希望能赢，做梦都是怎么打官司。”后来她跟朋友诉苦，朋友反问：“你难道就只想做个自私的小律师了？”这话让她很惭愧，也让她重新思考律师这个职业。在少年庭做了一年多辩护律师后，王丽娜发现自己平静了很多。到工作站后，打着不收钱的官司时，她反而更心平气和了。“我发现只要跟钱没关系，就感觉不到压力，而且还觉得腰杆子特别硬，说话底气也特别足。”

　　有一回，为帮一名农民工讨工资，她跑去劳动部门找人。对方问她：“你做这些个小案子才挣多少？这些民工是没钱可赚的。”王丽娜正言道：“我免费给他们打官司，不收钱。”转身时，她听到背后有人说，“别的律师随便接个案子就几万几十万，她真傻，竟然去给一群穷鬼打免费官司。”“凭我的能力，好好做一年几十万根本不是问题。”王丽娜说，但是，“如果做一般律师每月挣2000块钱我会感觉很丢人，可是做公益律师拿这些钱，我觉得特别骄傲。”

　　“我真的没什么压力，郭建梅还抑郁呢，我不会。”王丽娜笑着说。可也会有农民工对她的帮助不满意，甚至有人打电话来大骂她一顿。“我会生气，可放下电话就没事了，的确有些事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我希望有更多律师加入这其中，能有更多农民工知道工作站。”王丽娜坦言道。事务所曾给她派过一个助理，可这位助理好久没来了，“这个不能强求，因为这是‘没钱的差事’。过阵子，河海大学法学院会有大学生来帮忙，我也希望他们能正确对待。”

　　快报记者 张瑜

　　深度观察

　　农村来的理想主义者

　　刚见到王丽娜时，感觉她像个柔弱、文静的女大学生。与其他伶牙俐齿的律师不同，她说话慢条斯理。“在法庭上我可从不含糊。”那时的她是个斗士，从柔弱身躯中说出的话，字字掷地有声。

　　“我生在农村，我知道农民的处境，帮那些农民工，就是帮我的父老乡亲。”王丽娜老家在苏北，有个长她三岁的哥哥，父母是农民，收入就靠种田。小时候，王丽娜没少见父母吵架，可有一点父母的意见高度一致：“一定要让这对儿女读大学。”他们认为，考大学进城是农村孩子的正途。

　　哥哥不爱读书，硬是被父母逼着复读了三年。直到1999年，这对兄妹一起考进了大学。哥哥的学校在徐州，而王丽娜则去天津商学院读了法律专业。

　　在南京读大学每年学费4000元，住宿费1200元，而天津学费3000元，住宿费400元。为了省钱，王丽娜选择了后者。

　　“法律是热门专业，听起来特高尚。”她开始做起了律师梦。大学四年，王丽娜几乎每学期都拿最高奖学金，但生活却极其节省，一天的伙食费只有2.32元。

　　2003年毕业后，她第一份工作是在天津的一家民营企业做秘书，包吃住，每月600元，这已经让她感到满足。工作同时，她默默地准备复习司法考试。“我还是想做律师，大学里学到不仅仅是法律知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些公平、正义等思想对我影响很大。”那年是我国第一次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只有7%的通过率，王丽娜以10分之差落榜。

　　随后，她辞职来到南京，进入频繁换工作的时期。先是在一家电脑公司做文职，后来去苏州做外贸，然后又回到南京一家房产中介。可她一直没放弃司法考试。2005年，她以超分数线38分的成绩通过了。

　　“随后我开始在南京找工作。”王丽娜感觉律师梦指日可待，但现实很残酷，有个主任律师干脆挑明：“给你提供学习的机会就不错了，实习律师是没有一分钱收入的。”屡屡碰壁后，她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答应让她试试。

　　这一句“试试”，让王丽娜有了实现律师梦想，进而转型成公益律师，完成内心诉求的机会。现在，王丽娜已经在南京安家，但她没法忘记在农村生活的那18年。为了去工作站上班，她找了保姆帮忙照看孩子。要知道，保姆的工资是每月1000元，王丽娜的工资才只有2000。这在常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这正是王丽娜优秀的表现。试问，当今社会，又有多少人能够从一而终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呢？快报记者 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