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南京交通部门动静搞得这么大，我看不出是他们突然间增加了问政于民的兴趣，还是盖因市长在市民来信上批了示。市民来信有了市长的文字，自然分量就重多了，转到谁的手上谁都掂量出它的异样。但苗亮的信还是那封信，意见还是那些意见，为什么不能在市长的笔没落下前引来主管部门负责人与他面对面对话呢？

　　南京市民苗亮这两天成了“红人”，他给市长写的关于南京“过江难”建言书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热情回应，对此，他直言“非常意外”。为什么他期盼的结果果真到来时他反而不敢相信呢？原来，关心南京交通的苗亮自己也记不得给政府部门写过多少封信，大都石沉大海，有的是客套性的答复，解释一番，缀以“谢谢”。没有谁把这个普通市民的意见真正当回事。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下，这已算好的了。在很多地方，这些喜欢上书、固执己见的“好事者”常常被有关方面视为异类，讥为“多管闲事”，稍有揭政府行政之短的甚至可能被划为“刁民”，再冠以“不明身份”“不怀好意”的官方语态，让上书者、举报者惴惴不安。君不见昨日河南商水县委宣传部部长回应政府办28名秘书事件时所用的语气：有工作人员不慎将名单发布在了政府网上，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人看到，并借题发挥。云云。质疑的公众一下子变成“别有用心”的了，胆小一点的还能不诚惶诚恐地闭嘴。让公众闭嘴，确是很多地方掌公权者所乐见的场景。

　　这次南京交通部门动静搞得这么大，我看不出是他们突然间增加了问政于民的兴趣，还是盖因市长在市民来信上批了示。市民来信有了市长的文字，自然分量就重多了，转到谁的手上谁都掂量出它的异样。但苗亮的信还是那封信，意见还是那些意见，为什么不能在市长的笔没落下前引来主管部门负责人与他面对面对话呢？

　　这样的情形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此前，南京多位市民或用信件或用网帖向城市最高行政长官“上书”，形成近年来难见的“公民上书”潮。幸运的是，他们不经意的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市委书记、市长的回应，批示频频见诸报端。于是，民间意见摇身一变，成了市属部门必须研究办理的要件。有人说，南京展现了可贵的公民个体行动和公共行政机关良性互动的局面，公共精神崭露头角。

　　是的，苗亮、南京无事佬们用他们的个例说明，公民人微言轻、无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互联网的普及，以往与政事无关的芸芸众生正在积极进言，而且他们的言论有可能到达公权机关，对公共事务起到干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公民频频上书，一方面反映公民个体意识在崛起，公共精神在发育；另一方面也折射机制性的民意表达渠道并不畅通，并不健全，公民言路还在受阻。我们不能把公民社会的舆论场建立在个别行政首脑的开明上，也不能期望个别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作为公共决策的常态。

　　今年初，广州一个“口罩男”在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发出“拯救广州”的呼吁，这一个体环保勇士的“荒唐”行动居然产生干政的奇效：广州叫停几千万预算的主干道豪装工程。连人大政协这样体制性的公共决策体系都没能或不敢办到的事，让这样一个民间人士办到了，是公民社会的景致还是公民社会的落寞？

　　苗亮一连多少天都为上书得到政府约见感到满意，尽管他提出的建议几无采纳。如果说此前的上书凸显他的公民责任，后面的表现则告诉世人，他的“臣民意识”还未褪尽。本来就属于他的公民权利，在现在的他看来，还不如官方一次“从善如流”的纳谏重要。尽管这样，我们仍要鼓励苗亮们的公民行动，哪怕这种行动充满了个体的幼稚病。公民社会力量要成长，离不开一个个公民个体行动的堆积，离不开社会舆论对这些个体行动的关注和喝彩。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的公民力量增长可以推动体制的内部改革。如果公民个体言论的自由平台不能在良性的执政空间存在，受到不断压缩，那么公民社会的壮大就会受到影响，“寡头的力量和民粹的力量就无从遏制”（评论家笑蜀语）。

　　更为重要的是，把批示个别市民来信作为尊重民意或作为政风改进的路径，是危险的“全能政府”“人治社会”做派。正确的做法是，在决策尚未做出时，预先问政和广开言路，吸纳主流民意，形成公共决策。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全国两会前夕，CCTV和新浪网联合开设《我有问题问总理》，新华网开设《我向省委书记、省长建言》，就是将公民个体意志纳入到“全民上书”的规范化、制度化轨道。这样，千千万万个苗亮汇成民意的洪流，哪里还会出现所谓的“上书明星”“进谏功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