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分析说：近年来，中国财富不仅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重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各自的内在结构也发生巨变。

　　经济高速增长后，国民财富已积累到一定规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居民大规模重新组合资产，包括在消费贷款创新的带动下，将银行储蓄资产提前转移到不动产上；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居民储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现象。

　　2009年，这一局面有强化之势。

　　“原本用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量资金，却在金融系统打转。”刘元春说，2009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元，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3.1万亿元。第四季度开始，存款活期化明显，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和投机领域，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黄金等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扬。

　　比如，作为各种投资产品价格风向标的黄金价格，于2009年10 月初突破1000 美元/盎司，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09年末上证指数收于3277.14点，与2008年底的1820.81点相比，上涨1456.33点，涨幅达80%。

　　被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紧张的局面。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常兴华的研究，在1992~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人民币，增长11.7%。根据国土资源部2月份数据，在2009年这轮房价暴涨中，政府收益最为明显。

　　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也导致中国投资-消费局面恶化。而这，也正是政府千方百计用投资扩大内需，内需却难以真正启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