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相关的事务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往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能形成政策资源的互享，也不能做到风险的共担。事实上，如果劳务输出地区和劳务输入地区进行政策对接，就能产生合力破解用工荒，但是反过来，如果缺乏这种呼应，那么就会出现双输的局面。

　　“用工荒”像一根坚硬的棍子，正在搅动整个社会。

　　解决用工荒，需要多方用力，政府特别要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是无事可做，相反，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

　　用工荒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然而扫描近年来的这一现象，一直以来，除了那些劳务输出的省市之外，“政府用力”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更不用说产生特别的优势了。这是一种令人惊诧的缺位。地方政府很难忽视GDP，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影响到GDP的用工荒感觉迟钝，没有做出应有的举动，这是非常矛盾的表现。

　　政府的有形之手，在用工荒面前，应该大大方方地伸出去。

　　略有欣慰的是，2010年开年之初遇到的用工荒，来势凶猛是一大特征，但一些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开始主动发力，也令人印象深刻。

　　眼前的一些新闻事实值得借鉴：2月22日，来自商洛市7县区的6000余名外出务工人员乘坐由政府提供的免费车辆，前往西安等地务工。当天商洛市政府还向5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发放了每人5万元的创业基金，帮助他们外出创业。

　　提供免费车辆、创业基金，这些具体的激励举措，对民工个体有益，对劳务输入地区更有益。

　　而沿海很多城市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试图吸引农民工的光顾。

　　此中的努力，均朝着一个方向。在这些事实中，政府与政府之间产生的政策内在联系最吸引公众的眼球。不得而知西安对于吸引民工进城出台了哪些政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商洛市政府以政策推动“民工出击”，西安市应该报之以李。

　　这正是“政府发力解决用工荒”的核心涵义：民工进城，大体上还停留在自发组织的阶段，而解决用工荒，不能依靠民工的“自觉”，而要靠政府的引导和组织，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形式。

　　过去，在相关的事务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往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能形成政策资源的互享，也不能做到风险的共担。事实上，如果劳务输出地区和劳务输入地区进行政策对接，就能产生合力破解用工荒，但是反过来，如果缺乏这种呼应，那么就会出现双输的局面：输入地叹“没人，再好的戏都唱不出来”，输出地叹“人多无用武之地”。

　　在这类事务上，地方政府具有天然的优势，相关责任自然也无法推脱。现代社会，城市与城市之间，劳动力往往互为输入，这种亲密的内在关系，切不可因为政府的惰性而“蜘蛛结网”。

　　另外一个层面上，政府的发力，还必须建立在全面提高民工权益的基础上。表面看来，民工总是为着更高的工资而奔走于城市之间，所以提高民工工资的水平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如果民工在一个城市如漂萍，居无定所，老无所养，还在自己付出血泪的城市饱受权力与目光的歧视，那么这种工资的提高就难以产生最大的吸引力。

　　我们所呼唤的民工权益，应该是所有符合人性化标准的权益，而这种民工的权益最终应当向城市居民的权益看齐。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先生认为应该让民工在城市定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这是一个良知者的精准认知。

　　当下看来，如果说“成为城市居民”尚属理想，那么它也包含了公众对于民工权益的正确理解。显然，社会保障或者各种应有的福利，是民工权益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民工退保风等现象的出现则说明，在提高民工整体权益的问题上我们任重道远。

　　那种以为提高了工资就能招到“良工”的想法是片面的。我们的城市，应该摒弃对民工“召之即来，挥之即走”的歧视、傲慢的态度，真正把民工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政府切实从尊重民工的出发点善待民工。譬如，此次用工荒，一些地方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企业。政府应当引导这些企业进行反思，而后进行技术升级。同时，政府有责任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建立新时代的民工形象。如果还是把民工当成只能“干苦活，流臭汗”的群体，那就是一种可笑的倒退。

　　需要注意的是，那种认为用工荒体现了民工的权利觉醒的观点，也是一种误读。我们期望于民工权利意识的整体觉醒，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这也有待于政府的作为。当民工总是为了区区“小钱”而走上楼顶的时候，可悲的不只是这些命运凄凉的民工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