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毛泽东访问美国，邀请蒋介石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延安的两件异想天开的事情。虽然这两件事都没有实现，并被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忽略不计，但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它们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历史局面的超凡想象力。其中拟请蒋介石任延安鲁艺院长，就是一个持续数年、深谋远虑的政治策划。

　　以演出团体为基础的鲁艺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鲁艺，是在抗战初期中共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形势下筹备成立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二度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重，全民抗战开始，延安成为进步知识青年追求向往的革命圣地。1937年底至1938年初，来自上海的救亡演剧队第五队、第一队、蚁社流动宣传队一分队，来自北平的学生流动宣传队，陆续到达延安，与陕甘宁边区抗战剧团，以及分散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其他机关单位里的文艺爱好者们一起，共同推动延安文艺演出活动的繁荣。其中为纪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延安文艺界调集了六七十人，继公演《广州暴动》后，仅在两周时间内，又集体突击创作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连续公演20天，观众达万人，满城轰动。

　　1938年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结讨论《血祭上海》演出得失。随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机关合作社专门设宴，招待参加此次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席间有人提议，这个演出团体来自五湖四海，聚集起来不容易，最好以此为基础，在延安创办一个艺术学校。一阵热烈的掌声，全场代表一致拥护这个提议。

　　宴会一周后，由沙可夫主持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正式公布，发起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

　　院长的职位空了一年多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高等学校当然希望得到国家承认和经济支持。

　　为了更好地募集社会资金，走社会化办学道路，筹建中的鲁艺组织架构设计有“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负责筹集办学资金，决定学校主要行政领导——正、副院长人选，确定办学宗旨，审定重大项目决策。

　　正、副院长作为学校最高行政领导，负责召集教材编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晚会委员会工作，下设秘书处、总务处、教务处、训育处和实验剧团等职能部门，领导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和研究班等二级机构正常运转。

　　鲁艺校董事会成员除七位发起人之外，还有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社会知名人士。1938年3月14日，鲁艺首届学员开始上课，4月10日举行鲁艺成立典礼，任命沙可夫为副院长，主持工作，院长人选暂时空缺。据《张闻天年谱》记载，1939年3月，国共合作出现紧张形势，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鲁艺工作时，罗迈(李维汉)提议洛甫(张闻天)兼任院长，会议曾决定康生担任鲁艺院长。但实际上，此项决定没有对外公开宣布，康生也没有到任。1939年5月15日，重新任命赵毅敏、沙可夫为副院长，院长人选仍然空缺。

　　一度想聘请蒋介石当院长

　　直到1939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宋侃夫为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处长。此后，鲁艺日常工作一直由周扬主持。

　　鲁艺在一年多时间里为何没有落实院长人选，至今还是一个谜。笔者在与鲁艺老人们的多年交往中，不断追问这个问题，得到的都是不确定的回答。其中有一种回答是，校董会希望聘请蒋介石担任鲁艺院长，或者名誉院长。这仅仅是一种不能确定的孤证，甚至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但从中透露一个可以确定的信息，是鲁艺筹建和成立之初，试图走社会化办学道路。

　　在延安时期众多的高等学校中，只有陕北公学和鲁艺曾经设有校董会。陕公与鲁艺筹建背景都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初期，大批青年学生流亡来到延安。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筹建实施抗战教育、培养抗战军政干部的高等学校。据负责筹建并担任校长的成仿吾晚年回忆，“开始想叫陕北大学，由于经费问题向国民政府报告，申请批准。当时国共合作，陕甘宁根据地是国民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区政府，重大问题要向他们报告。谁知蒋介石不批准，他说什么：陕北一块小小的地方，已经批准成立了一个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时，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批准)，足够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学了。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被蒋介石捆住手脚，于是改个名称，仿照过去上海中国公学的办法，改为陕北公学。这样，蒋介石就没有理由反对了。”

　　陕北公学的实际筹办经费由边区政府财政承担。

　　筹建之初师生都睡地铺

　　1938年2月，以《抗战》三日刊特约通讯员身份到延安的舒湮采访时获悉，陕公“学校每月经费4000余元”，仍然由边区政府按月划拨。同时期抗大“经费每月约15000元，来源很困难，一大部分是从中央协助八路军军饷的节余款项中挪用的”。如果说抗大经费可以从国民政府给予八路军军饷节余中支出，那么，陕公经费只有从捉襟见肘的边区政府财政中支出。

　　1938年3月，陕北公学于校董会之外，又专门设立“校费维持委员会”，负责筹集办学经费。边区政府处在这样一个财政困难时期，再创办一所新的鲁艺，边区财政显然是无力承担的。

　　1938年2月底，筹建中的鲁艺先是临时借用原鲁迅师范学校几间校舍作为办公、招生考试和学生住宿地点。师生都睡地铺，吃饭都在院子里，分组围着一盆黑豆芽，或蹲、或站。每到上课前，值日队长集合同学——“凳上肩!”“起步走!”经过一条小路，到附近耶稣教堂去上课。晚上，按小组围着小油灯，整理笔记或讨论。稍后，由中宣部协调安排，鲁艺搬到延安城北门外原延安保育院的十几孔窑洞。出北门，经过文庙废墟和四处荒坟，再往山坳里走，山脚下新建的四合院格局的简易房是院部办公室，山上的窑洞作为师生宿舍，上课就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或山坡上。从抗大、陕公和机关单位，以及刚到延安的青年中招收的首届学员66人，开学上课在前，学校成立典礼在后。

　　国共领导人的画像同时挂在鲁艺展览室里

　　在非常困难的经济条件下，鲁艺主要依靠边区各党政机关的支持，解决了基本校舍和物质给养；同时，在边区各界人士的援助与指导下，因陋就简地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包括接受各界人士的经济捐助。负责筹集办学经费的校董事会至少持续到1939年底。这段由期望到绝望的过程，大约持续了十个月。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关于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但表面上仍然维持国共合作的大局。

　　1939年5月4日，延安各界青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延安市全体青年”代表向缺席的蒋介石献旗“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蒋委员长”，也向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的毛泽东献旗“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一周后，鲁艺为纪念创办一周年举办大规模的展览会，共设十个展览室，其中第三展室显要位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画像。

　　这样，在“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较量中，持续等待到1939年11月，才正式任命曾经是同盟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吴玉章为鲁艺院长，以显示其中性立场。1940年6月，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董事会已经不了了之。

　　吴玉章出任鲁艺院长，其实相当于名誉院长，基本不过问教学事务，偶尔到校发表演讲，学校具体事务都由副院长周扬负责。

　　鲁艺始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经济援助，那么当初为此而努力的校董会也就不再提起，何况两党纷争，此后演为水火，势不两立。说或不说，关涉党派脸面,更关涉政治立场。既然当时当事人不说，后来人就更无从说起。

　　朱鸿召/文 摘编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