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们一谈到“蒋介石侍从室”，当官的会肃然起敬，老百姓也会谈虎色变。这是因为，蒋介石侍从室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俯首听命的“太上皇”，是国民党政权中所有权贵显要都伸长脖子仰视的“圣殿”，是影响整个华夏大地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策划之地。连当时飞扬跋扈、什么也不放在眼里的大特务头子戴笠，对侍从室里的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

　　蒋介石侍从室的主要人物

　　“侍从”二字，旧指随侍皇帝或官员的人。追根溯源，早在汉朝就有了侍从官。《汉书·严助传》中说：“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到了宋代，称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因其常在皇帝左右做顾问。后来，又把自六部尚书、侍郎、学士等统称为侍从，所指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蒋介石是个封建思想极浓的人，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以后，身边就有了侍从副官，还设置了一个侍从室。

　　1932年3月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蒋介石就以“蒋委员长”的头衔而主宰中国。至于“蒋主席”这个头衔，是因他从1928年10月至1931年12月当了3年多国民政府主席。故而他的侍从室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和“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

　　1936年1月，蒋介石对侍从室进行了重大改组，成立了侍从室第一处和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侍二处”。1940年又成立了“侍三处”。这三个处都直属蒋介石个人领导，都是“通天”的。

　　而这三个处的主任，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非同凡响。例如当过侍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曾当过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将加上将衔(这是国民党军衔的一个阶级，低于二级上将，高于中将)。此外，担任过侍一处主任的还有钱大钧、林蔚、贺耀祖等，都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

　　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早在1927年，他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决策中心。对这个侍二处主任，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对人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这位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财神爷”，见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钱，不敢稍有得罪。

　　还有一个侍三处，主任是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是CC派首领。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三个处的主任都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还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亦便于蒋介石的驾驭。

　　戴笠也想进侍从室

　　蒋介石手下有个得力的统治工具——军统局。军统局长戴笠是蒋介石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但就是这个戴笠，对侍从室里的职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室里钻，力图从中捞个组长、副组长当当。因为戴笠知道侍从室对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还找到蒋的“国舅”宋子文。但蒋介石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拉拢、讨好唐纵，对唐纵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手下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纵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收礼后，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放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蒋介石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

　　侍从室对各派进行监督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蒋介石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要侍从室去控制和监督它。

　　1944年1月7日，蒋介石又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了一道手谕，其要点是要侍从室研究并设计建立一个对党政军各机关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监察网，以加强对特务、缉私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两局(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的监察。

　　对于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也十分警惕，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六组组长唐纵，要唐纵“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

　　侍从室的权力大得惊人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

　　1942年，重庆出了一件大案，曾轰动山城。事情是这样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的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后被军统局侦知。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

　　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广大群众生活艰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国人皆曰可杀。司法机关慑于民意，准备将林世良判处死刑。

　　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个有很硬背景和后台的特殊人物。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霭龄。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国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待蒋介石“核准”后即行办理。

　　侍从室里的“智囊”们看到案件报告后，进行了议论。孔“国舅”和宋“皇姐”的面子固然要考虑，但“领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权衡结果，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踌躇再三，最后下决心宁愿开罪“国舅”和“皇姐”，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

　　林世良案件也证明，侍从室的权力确实大得惊人。不要说区区法院，即使贵为皇亲国戚，与它相比也不得不甘拜下风。

　　蒋介石的文字“加工厂”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要发表数不胜数的讲话、演说、谈话、电报，甚至还要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因此文字任务就非常繁重。侍从室对此当然是责无旁贷，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它职责范围内的事。由此，人们又把侍从室称为蒋介石的文字“加工厂”。

　　蒋介石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多得不可计数，如果各机关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过目，那他就别活了。侍从室为此制定了一套公文处理的程式，即将各机关报呈蒋介石的文电，大致分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四种类型。侍从室根据各类公文的内容、性质和轻重缓急，分别整理成不同表式，再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侍从室再转发给各机关承办。

　　蒋介石还喜欢发“手令”，其数量之多真是吓人一跳。据在侍从室工作八年之久的秋宗鼎先生所见所闻，从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从室(包括后来的军务局和政务局)积累的蒋介石手令，竟有120多箱。

　　笔者曾专门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探询能否查到这批资料。回答令人遗憾：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将大量机密档案运往台湾。

　　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

　　蒋介石的手令和下发的文电，自己动手写的为数寥寥，绝大多数由侍从室代拟。蒋介石写个“可”或“阅”。其“阅”字形状类似“龙”字，人称“龙”。

　　至于比较长的讲话、文件、文告等，有时蒋介石也口授其内容，由侍从室人员加以记录整理，尔后再送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做文字上的润色和加工，最后呈送蒋介石本人审核。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的雄文四卷，均出自他的手笔；而蒋介石的那些长篇大论以至于所谓“著作”，均有人捉刀代笔。侍从室里为蒋介石捉刀的人，首推陈布雷。例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即命陈布雷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蒋介石50岁生日发表的文章《报国与思索》，也是由陈布雷起草，再由邵力子、叶楚伧加工，待蒋介石审定后公开发表的。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文笔是很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中共地下党员段仲宇告诉笔者，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陈布雷也不大客气，回敬了一句：“那是毛泽东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你蒋介石的文章可不是自己写的，哪能同毛泽东相比！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眼睛，替他眼观六路；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耳朵，替他耳听八方；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鼻子，替他嗅出各种不利于他的政治气息；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手，替他写文电；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腿，替他东跑西跑，到处联络；而最重要的是，侍从室好比蒋介石的头脑，替他思考、谋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个在侍从室工作过的人，说侍从室里黑影幢幢，神秘莫测。即使是在侍从室和后来改称军务局工作过的段氏兄弟（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向笔者介绍的也仅仅是一鳞半爪。侍从室的全部档案都被运到了台湾。看来，只有等到台湾回归之日、祖国完全统一之时，才能彻底揭开侍从室的神秘面纱了。

　　这一天总是要到来的。

　　夏继诚/文 摘编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