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魏晋名士给这个时代抹上了一道永恒的、迷人的、惊艳的色彩。魏晋名士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是历史上最“装”与最不“装”的那群人，但装与不装的人，都成了贴在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审美标本。

　　几年前，低调的南京女孩北溟鱼凭着一篇作文就上了清华大学，比当年钱钟书先生还要轻省。从《风流绝》中，读者或可想见她那作文的水平。

　　[上期回顾]

　　大在军阀当道的时代，陈琳先生供职的公司动辄倒闭，他也只能四易其主……

　　阮籍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他老父亲早早地死了，所以他爱怎么活怎么活。单看《晋书》里他的传就是一个段子集合，能够对讨厌的人把白眼翻到一点眼仁都不剩，也能对喜欢的人深情注视到一点眼白都不露。有不顾礼教的“叔嫂有别”为嫂嫂送别，有不管男女大防为素不相识的少女哭丧，有醉卧美妇人边，当然还有赶着车穷途末路之际的泣血哭嚎，喝酒喝高了就铿铿铿地弹琴，那一曲《酒狂》跌跌撞撞，无比糊涂萎靡又偶尔激昂，把这个一辈子和自己拧巴的人心里的纠结流传给了后人。

　　阮籍是竹林名士的领头人，他的行为模式决定了竹林集团的气质——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一点上，阮籍的选择和他的父亲阮瑀有些相像，都在和代表了社群强制力的政府保持距离，只是阮瑀在躲不过去也没有意义的时候放弃了他的隐居，而阮籍，终其一世，耍赖也好，佯醉也好，他一定是不做实事的。

　　除去一直断断续续地做着的秘书工作，总的说来，阮籍有过做大官的机会。一次是正始年间曹爽邀请他做参军，那一年正在搞改革，很多有名望的人都持观望态度，阮籍没悬念地拒绝了。另外一次是高平陵政变以后，司马党上台，司马师为司马昭的儿子向阮籍求婚，有了这层姻亲关系，阮籍一定会有一个体面的职业，结果他大醉六十天糊弄了过去。之后，他向司马昭求了个东平相然后又是砸窗户又是敲墙，把衙门变成纳凉广场和为了步兵营的酒做的步兵校尉都是闹剧，算不得事。

　　还有一次，有鼻子有眼地写在史书中的，是太尉蒋济的征辟。蒋济在正始年间封了太尉，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曹爽请阮籍做参军之前。蒋济是个信仰礼法的人，看不惯曹爽他们的放荡习气，在个人生活和执政方针上是司马懿一伙的。这两件事情很明显是司马懿和曹爽在抢人。

　　而阮籍，先谦虚了一番，写了封信说我做不了啊，你还是收回成命吧。

　　蒋济看他这封信半推半就，心里很高兴。心想也许他是做一个姿态，我就再给他一个面子吧。没想到等到蒋济派人去接的时候，阮籍跑了。后来乡亲们对此很不满，常常指责他。结果他无奈又去做了蒋济的秘书，做了两天，找了个理由，又跑了。

　　你看，阮籍不仅滑得像条泥鳅，而且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滑法：蒋济和曹爽争夺阮籍的支持，很显然，阮籍不动声色地稍微往蒋济那里挪了挪，于是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对于将要得势的这一方政治集团，阮籍虽然不绑在一根绳子上，但总是以示区别地给他们一点面子，直接做法就是：当了官不做事，或者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但是就是这点微妙的面子，不仅告诉天下人他不是个反对派，还给自己的独立留了余地，他不像嵇康那样黑白分明，更多的时候站在灰色地带，厚黑得很。

　　你实在很难看出来这样的阮籍是一个没什么政治敏感的人，但他就是不愿意做官。普遍承认的说法是，阮籍同情曹氏，对司马氏的统治不满。但是就上面说的事情来看，他却又是完全不买曹氏的账的，在司马氏欺负曹氏到杀了小皇帝曹髦的地步，他甚至连像嵇康那样组织起义的念头都没有起过。

　　而阮籍的那些反抗，大多是空口白话，却起到了重要的扬名立万的作用，于是独立文人的名声越发响亮起来，似乎还总是隐隐地承受着被迫害的危险：比如说做司马昭秘书的时候，司马昭听一起儿子杀妈妈的案子的汇报，他忍不住在一边讽刺说，杀爸爸可以，但是不能杀妈妈。听到这种和以礼法治国相违逆的话，司马昭很生气，阮籍赶紧改口说，因为禽兽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杀父亲是禽兽一样，杀母亲是禽兽不如；再比如说给司马昭写劝进表之前喝得烂醉不醒，恨不得说那手文章是有人附体，不是他阮籍写出来的。

　　这一些事实摆出来，忽然发现，阮籍最爱的，不是酒，是名。

　　人要脸，树要皮，名气代表社会的认可，但是，当一个人抱紧自己的清誉的时候，失去的就是开拓的勇气。举个不当的例子，就好像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因为耽于描画妆容而滞留在内院中，却失去了倾城倾国的机会。如果阮籍天生就是个庄子的信徒，不喜欢入世，不愿意开拓进取，那么名声是锦上添花，倒也好说。只是，对阮籍这样一个“少有济世之志”的人来说，就是痛苦了，他一面存在着对经世济国的潜意识的蠢蠢欲动，另一面又一次次地捆绑住自己：不能去啊，去了就没命啦。

　　所以阮籍的内心是不坦荡的，一面他想像庄子一样追求精神的洁静，所以他写《大人先生传》，描述一样与造物同化、不受名教约束的大人，讽刺那些礼法之士不过是裤裆里的虱子，沿着裤裆里的线战战兢兢地爬着，生怕违反了礼教。一面，他又不能停止对于儒家的君慈臣忠的社会结构的思念，他登临广武山，对着楚汉争霸的遗迹忍不住叹了句，“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的咏怀诗里常常冒出来羡慕上阵杀敌，建功立业的句子。他羡慕的英雄，不是庄子，不是楚狂接舆，而是刘邦项羽，他以一种出世的姿态捆绑住那颗入世的心。难怪叶嘉莹教授说他那八十二首咏怀诗像是蒸笼里的馒头一样大同小异。这样一个活得超脱内心却并不向往超脱的人，咏的诗，来来去去都是两个字，纠结。

　　阮籍的诗里总是在担忧，在愁苦，在怕。怕死是不错的，这之外，他的诗里总有一张网，网住他，让他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司马昭的逼迫，但也许是他自己绑住的手脚。阮籍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在躲，躲这个社会的变化，躲他自己杀出去改变的冲动，他总是在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让他大展宏图的时代，他奉行伊壁鸠鲁式的不管政治的享乐主义，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像伊壁鸠鲁一样在这种享受间得到快乐。他不仅怕入世之后被卷进曹氏和司马氏的斗争里被杀，他也怕一旦入世，他的清名将会不保。

　　所以他只好将上古的美好社会理想化，将现实黑暗化，嗜酒放达，眼不见心不烦。他那乘着牛车的穷途之悲，不正是他找不到冲出自己心结的办法之后的郁结吗？所以他总是在吐血，母亲死了吐，酒喝多了也吐，他的这种看上去的风流是一个肿瘤，给他最严重的内伤。

　　阮籍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个人的清誉恐怕和政治家是不和谐的。孔夫子早就说过三种坏朋友是不能交的，装腔作势的、善柔善曲的、溜须拍马的。

　　对于清誉有害的这三种品质恰恰是从政的必修课。所以，阮籍看到他父亲做了官丢了隐士的名声却也没改良得了社会，他也听说崔琰因为不想丢掉读书人的骨气，被罢了官之后依然聚集着朋友们谈论朝政而被杀。他看到前人的路走不通，于是选择了不作为，但却没想到，不作为和错误的答案一样让人痛苦。

　　不过，阮籍的假意倒是聚集了别人的真心，沿着邺下文人和竹林名士们享受生活的路，这之后倒真的有人热爱游山玩水，热爱弹琴唱歌，以至于对做官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但那种心灵的宁静得等到向秀给阮籍的心结松绑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