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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

　　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从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梁文道感同身受。特殊的年代使得我们的语言变得贫瘠起来，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呢？

　　很多人都在怀80年代的旧，因为80年代是运动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80年代太特别了，那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解冻期，加上这些人自己都爱写书，也喜欢说话，所以那么多有关八零年代的书纷纷出炉上架，但是从深度跟广度上，目前还见不到有一本能像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这么好看。

　　说到查建英，她固然是80年代的过来人，而且她特别早熟，不只是小说写得好，后来用英文写了很多作品也非常精致出彩。

　　像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面她访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她的老朋友，也是80年代一些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或者应该说几乎都是一些“弄潮儿”。

　　访问文学评论家李陀的时候，他怀念起80年代，觉得跟今天对照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聊天聊出来的东西。

　　“那个时候重友情，朋友多，而且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那时候的朋友信赖到什么程度呢？有没有一个尺度？我觉得有，就是可以争论，朋友是可以争论的朋友，不是一般争论，而是凑到一起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查建英虽然跟书里的甘阳、李陀等人立场不一样，但依旧能够谈得下来，即便可能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就是仗着当年交下来的友情。

　　说到甘阳，这位80年代的时候还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为文化热里其中一派思想领袖的人物，他也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年他们这一帮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身上就会慢慢有一种江湖气。比如说会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会越传越多，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可以传得很远。”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晓得在北京某个地方一个小圈子里，你读书读得多，思想特活跃，才华特高，把一伙人都说服了，于是本来属于这个小圈子里关于你的想法会慢慢慢慢传出去，甚至传到好远的外省去，这就是甘阳所谓的“口传的圈子”。

　　仗着“口传圈子”里对他的推崇，后来甘阳在做起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帮助，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往往举出80年代做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多数是激情有余、功力不足。所以他们这一代人的工作，用胡适《谈新诗》里的一句话来总结，叫做‘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人总不可能是80年代改革一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像当年上海轰动一时的十二人画展，就隐藏着这么一条线索。就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张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面，就这样学会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两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多牛、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我觉得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人物比较特别，电影导演刘奋斗。其实刘奋斗本来就不是80年代的文化明星，相反，他是在8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

　　这本书找他有点儿像保持一个距离来重新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种种现象的感觉，而且他说话果然够狠。

　　他说：“整个80年代那种什么伤痕文学，包括小说，都是面目非常可怖、非常狰狞，很痛苦。我×，受苦了，我得赶紧跟哥们儿几个说说，我受苦了。我挺怕这种人的，我觉得这种人自己在心态上有点儿像街边卖大力丸的一样，拿起一块砖头‘啪’先把自己脑袋拍碎了，流着血说，大爷，您给一点儿吧，再不给多不合适，带着孩子不容易啊！”他用这么一个比喻也真够挖苦的。比如他批评80年代末期的那帮学生，他说：“没事儿，我不相信，一个大便完了不冲厕所的人能管理好国家，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孩子啊……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是北大、清华那边，有的时候在教室、在学生宿舍和学生们打打麻将，我都能看到，我×，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八九岁、二十多岁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冲水成吗？我说你们真想要改变中国，先从大小便冲水开始。”

　　看来他实在太关心大小便冲水的问题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前途所系。后来他还批评了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足球不行，可是刘奋斗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水平。在这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足球表现得好多少，我们大家都是一些机会主义者。譬如搞电影的人，永远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跟热情在后面，总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来。”

　　他认为这样做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却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遮羞，不像足球死得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但是话说回来，80年代是否真的就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评跟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80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像书里访问的阿城，阿城被誉为是这本书的受访者里面讲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过程。”

　　以前二三十年里面，中国逐渐出现了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怎么做人，什么叫做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而找回常识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的感觉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对80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这本书里面还访问了陈丹青，他记得80年代早期，他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能放风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