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我读》是基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而来的，这个节目通过主持人每天介绍一本书，让观众用最便捷的方式接触到书籍的精髓，进入一个又一个迥异又奇妙的书中世界。

　　这是一本近似于社会时评的文集，作者从某本书出发，引申出对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看法，语调轻松有趣，以说故事为主，启发读者：书可以这样读。

　　[上期回顾]

　　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七十年代》这本书，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梁文道谈的是其中的共性……

　　《七十年代》中，黄子平的文章里，有一点我特别有同感。他从70年代大家的生活遭遇去观察中国语言文字的变化，我对这点也很敏感。当年他们曾经有个伙伴，把一封情书塞到一个女孩手中，大伙儿就闹，说拿出来看，这是耍流氓的行为。谁知道那个情书上面没有什么软绵绵的情话，反而抄了三条最高指示：“第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要互通情报；第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就叫情书啊，换句话说，连情书都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写，省得被人说是耍流氓，当然也不排除有开玩笑的成分。

　　问题是，就算有玩笑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那种语言是如何进入大家日常生活的，甚至使得我们的语言变得贫瘠起来。因为我们有太多话不能说了，很多过去的文艺小说，例如鸳鸯蝴蝶派都被扫掉了，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谈情说爱？

　　黄子平回忆说：“到70年代，所有作为四旧或小资情调的东西，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最单纯的‘好’这个字，说谁跟谁好上了。解决个人问题通常体现为一种组织上的关心。”据说当时上头开始重视女知青被淫辱等众多事件，一个连上的指导员被检举，说他淫辱女知青。后来大伙儿开车，路上经过连上指导员的家，看到他家给人封了，路过的时候，有人就说：“嘿，这人还真能改善生活啊！”

　　70年代有很多文艺潜流在地下发生，一些是一部分回城的知青自己搞个小沙龙，回城之前他们在乡间经常串联到不同村子一块儿聊天，就算不到别的村子，晚上私下会有很多通宵的聚会。

　　我们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有点儿压抑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很压抑的年代，在这个压抑的年代里闹出了很多笑话。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在当年却一点儿都不好笑，甚至显得有点儿可怜。

　　举个例子，在《七十年代》这本书里艺术家徐冰回忆他当年到一个地方去下乡，这个地方很奇怪，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实际生活中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哪个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好心人被骂得实在也觉得冤枉。

　　更妙的是，他说那年头电影队一年出现一次，“在那个禁欲的年代，山沟里在性方面倒是有些随意，一个孩子越长越像邻居家二叔，大家心照不宣，反正都是亲戚。”这很令人惊讶，对不对？我这种在香港、台湾长大的人，真没想到文革期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性是特别压抑、特别“不随便”的。

　　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台湾念书的时候，有个电视剧，是一个政治宣传片，叫《寒流》，拼命丑化中国大陆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文革的时候，以前搞的各种运动多凄惨等等。后来我发现里头是有真有假，真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诗人（翟永民）就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严丽，曾经在电影院里被人耍流氓，“严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身材也很好。回来之后，严丽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只记得在一帮小孩里面，严丽一下子变得很神秘和不可捉摸。那时候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严丽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变得比她原来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里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跟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人对我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呢？”你看这个想法，为什么会对一个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人感到特别，觉得她很有魅力？这是在怎样极端压抑的情况下，欲望的一种投射跟宣泄啊，这种意淫实在奇怪。

　　王安忆的回忆也很有意思，她说她注意到当年下乡到魏庄的时候，她是文工团的。她在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王安忆的形容，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来这个格外的装束有一种不同的韵致。

　　文工团的女孩就是与旁人不同，在那样俭肃的年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居然在一个戴孝的女孩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出她那种妩媚的女性气质，这想起来真有点儿奇怪。

　　另外，除了这些性啊、感情啊，对人体的审美之外，肚子的问题或许更重要。朱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面说到，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回他们在食堂里被清查，整个食堂被查翻，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下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几个月没吃上肉，那天食堂善心大发，给他们安排了一锅炖牛肉，食堂由于急着让大伙儿吃上肉，肉没炖烂就出锅。尽管大家有一个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

　　张朗朗说到一件跟吃有关的事情，他的情况比较惨，他是坐牢。坐牢的时候有一个狱友叫老李，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一个名厨，阴差阳错被外交部选中派到国外，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呆过。

　　后来有人在国外揭发，说他买菜的时候有猫腻，马上被送回来，这就很严重了，什么罪名？这叫做叛国投敌，于是这个“叛国投敌”的老李进来跟他们坐一块儿。这时候上头要求这些关在监狱里的厨师想办法怎么样出去，因为好厨师都在坐牢，现在得弄几个出去，大概是要给一些国外政要献艺。于是一伙厨师就在监狱里头听老李口述自己的拿手菜，大伙儿拿着笔、拿着本子，一本正经地围坐在老李周围。

　　老李用他的无锡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张朗朗评注：“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袋了，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均可录入顶级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一次成功的传承。”

　　说到文化传承，很多人都说，文化大革命砍断了中国文化原先的脉络。这几年我看了很多回忆录，发现毁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没断。说不定就是在这样的监狱里面，一个身怀绝技的老厨师跟狱中的朋友们一起说说看，我当年一道菜怎么怎么弄。虽然大伙儿现在手上什么工具、什么材料也没有，那些菜都只能当做传说来听，但保不准哪位出去之后就凭着这个记忆自己开个体户，重新又弄起来了。虽然经过残酷的打击跟冰封，但是我觉得很多文化上的种子，被埋在冰底下，待到稍微有点儿生机，略有暖意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长出芽来，即便长得不大好，但起码是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