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捐款有时候表现得不严谨，大家在一起举个牌，实际上他并没有做什么协议，这笔捐款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捐受双方坐下来谈捐款怎么使用，怎么监督，要有协议来规定。如果有了协议没有捐款到位，那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的。

　　刘京（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 公益时报社社长）：

　　如何真正地解决诺而不捐，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做一些有益的尝试。上海准备用法律形式约束可能的赖捐现象。《上海市慈善募捐条例（草案）》已经排入今年人大立法的预备项目，而这个条例一旦通过立法，很可能成为全国首个慈善募捐条例。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写道，“慈善募捐组织在捐赠人未履行捐赠承诺时，可以依法向捐赠人追索”。

　　本来承诺捐款100万，但是最后却被发现差了16万。这件事情发生在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电影演员章子怡身上，有人特别为她和这件事情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做“诈捐门”。

　　2月9日是章子怡31岁的生日，然而这个生日或许她过得并不开心，因为沸沸扬扬了近2周的“诈捐门”事件，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平息的迹象。

　　之前，有人在网上发帖质疑，章子怡曾宣称她为汶川地震灾区捐赠了100万人民币。但是，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网上捐助查询系统中，却只能检索到2008年5月15日分别捐赠了40万和44万元两笔款项，共计84万元人民币，这和她对外公布的款额相差了16万元。

　　在一片质疑声中，2月8日下午章子怡的经纪人纪灵灵向媒体公开作出回应，并发表声明表示道歉。然而，面对这样的致歉声明仍然有人质疑，更多的网友戏称自己相信章子怡不差钱，差的只是一个真诚的态度。

　　同样在8日下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官方主页上也贴出了字号硕大的标题，对章子怡的捐款作出公开的回应。文章中详细写明了之前收到章子怡的44万、40万这两笔善款，已用在四川邛崃市一所聋哑学校的恢复重建上，并表示已经收到差额的16万元。

　　这似乎已经应该尘埃落定，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更多的网友发现，章子怡并不是只有这一笔慈善捐款混乱不清，另外一笔来自于国际募捐的善款也成为怀疑的对象。

　　在2008年5月21日的戛纳电影节上，章子怡以四川震区募捐为名举办慈善活动。这曾经打动了很多人，但是之后到底收到了多少善款，去了哪里，却很少再有报道。虽然章子怡的经纪人给出了回应，但正式的账目并没有披露。

　　无论是那封经纪人迟来的道歉信，抑或是迟迟拿不出的戛纳募捐的明细，章子怡推开的这扇“诈捐门”无疑是给每个明星敲响了一记警钟，在这扇虚掩着的门背后，除了公众对明星信任危机的思考外，还有人们期待着能够出现更加完善的慈善捐款公开机制和管理手段。

　　董倩（主持人）：本来要捐100万，最后被发现只捐了84万，这件事应该是谁先知道？当事人一个是章子怡，一个是红基会，怎么现在出现了所谓的“网友发现”？

　　王锡锌（特约评论员）：这样的一个捐款本来数字是比较清楚的，而且相对来说关系也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章子怡和红基会之间。如果说捐款没有充分的到位，毫无疑问，红基会应该在第一时间会有准确的、全面的数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章子怡是一个国际大明星，公众对她肯定会有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既可以是一种喜爱，也可以是一种关注，包括对她的公共形象等各方面的关注。公众知道了，发现了，一方面表明公众比较关心、关注这个明星；另一方面，可能这种关注也是一种必要的监督。

　　董倩：有人说，100万都捐出去84万了，就差这十几万块钱？作为观众、作为网友，有没有权利盯着一定要把这钱捐上？

　　王锡锌：首先，章子怡在“5·12”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表示要捐出100万的善款，这应该说值得我们去钦佩和感动，而且她在5月15日就捐出了84万。但是，是不是差了16万公众就不去关注了，或者说不再追究了，我觉得不能这么看。因为，她是一个公众人物，公众对这样一个明星应当有监督权。另外，一个公众人物所做的承诺其实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应。比如，在章子怡承诺100万捐款，还有在戛纳公开的募捐后，公众对她都是非常钦佩和感动。所以，章子怡获得了2008年由网民评选的“中国十大慈善明星”。同时，在2009年3月，她也当选了“2008年年度慈善贡献奖”，这个奖应该说是年度中国慈善的最具重量的大奖。换句话说，你原来开出的支票，收益已经回来了，那么公众要去刨根究底，也是理所当然的。

　　“诈捐门”为何是“网友发现”

　　董倩：那么，红基会和公众，哪个更应该把这件事儿先给抖露出来？

　　王锡锌：红基会具有更加准确的信息，而且它具有直接的数据。比如说，2月8日红基会已经把这些数据都披露出来了。但在两周前，当公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没有做？这里面可能是一种猜测。据研究表明，许多慈善机构在中国这种慈善体制环境下，它可能也有一些难处。比如说，如果有人或者企业承诺了要捐款，但是捐款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充分地到位，而这时慈善基金会如果跳出来说，某某明星、某某企业，他的捐款没有到位，可能对于承诺捐款的一方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事。那么，下一次他怎么还会给基金会慷慨的承诺呢？所以，我觉得，慈善基金会之所以没先抖露，可能也有它的苦衷。

　　董倩：这回因为是章子怡，是所有人关注的大明星，她的事儿会被网友、普通人给抖露出来。那如果知名度不如她的人，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我承诺了，但是我没捐这么多”的事情？是不是相关的慈善组织也不会把这件事抖露出来？

　　王锡锌：这样的情形可能比较多。通常，只是那种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有媒体报道的场合作出的承诺，它不仅仅是对基金会的承诺，也是对公众的一种表态。这时候，一方面表态产生效益，另一方面公众也多了双眼睛来盯着他。所以，要真正解决这种承诺了不到位、不及时、不充分到位的情形，可能还要有一个基金会和受捐助的组织，有制度化的、充分的捐款信息对社会公开的一种制度。也就是说，把明白账摆出来，承诺了不捐这样的情形很快就会被公众所知晓。

　　“诺而不捐”需制度化管理

　　普通民众才是慈善的基础

　　董倩：明星也好，大企业也好，他们的诺只是一个口头协定，并不是一个法律的协议。如果他说了却没做到，我们怎么面对他的这种做法？

　　王锡锌：诺虽然是一种口头的行为，但承诺的这种场合经常发生在一种具有戏剧化的特定的场合，有媒体报道，有电视台转播。因此，这时候的诺，既是一种个人的口头行为，也是一种面向公众的承诺行为。践诺应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既然一诺千金，特别是面向公众对所有人做出的承诺。企业信用的丧失会增加它交易的成本。另外，从法律上来讲，诺的行为如果要上升到法律上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个契约的行为，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董倩：为什么捐款者要用诺这种方式来搞一种宣言，他的目的是什么？涓涓细流地捐款，有没有可能？

　　王锡锌：我国在慈善捐款方面还不日常化、生活化，很多时候捐款行为都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灾害性事件的发生。一旦出现这些突发事件后，有一些政府动员的募捐仪式，诺往往在这种仪式上发生。当然，涓涓细流似的捐款从长远来看，这涉及到慈善的根源问题、基础问题。大家盯着的都是些企业和名人，觉得他们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是没错的，但也必须看到慈善真正的基础其实是普通的民众。普通民众强调行胜于言，普通人其实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