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让人不安的消息，安德门民工临时宿舍将在节前关闭（详见本报封9版）。临时宿舍本是一个缺乏长远规划的事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像这样在节前“关门大吉”，还是多少让人沮丧。这样的个案，背后是对弱势人群利益的习惯性漠视。在此类事体上，城市不能陷入“忽略少数人”的误区。

　　这是一条让人不安的消息，安德门民工临时宿舍将在节前关闭（详见本报封9版）。临时宿舍本是一个缺乏长远规划的事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像这样在节前“关门大吉”，还是多少让人沮丧。

　　这样的个案，背后是对弱势人群利益的习惯性漠视。

　　一个挥之不去的诘问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富豪，我们的用人单位，在过年的狂欢中，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那些不愿回家或无钱回乡，蜷缩在城市角落的民工还有所谓盲流，是怎样过这个年的？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的习惯性漠视总是带着这样的规律：最初是潦草的关心，继而在公众的关注下倾注完美的责任，赢得民意喝彩。中间进入运行常态，社会反映也呈疲态，被关怀对象种种劣根性暴露了出来，政府初衷遭到了愚弄般的质疑，行政惰性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在建安德门民工临时宿舍一事上，政府当初汲取民意，以较为得当的方式为寻找工作无着落的民工创造了一方呵护身心、遮风挡雨的温情之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突然决定关门，无疑是在关怀冲动上后撤。冲动型的关怀和制度型的关怀，实际上是分居门里门外。不错，门关了，还能再开，可是长远的规划在哪里？有人过问吗？两相比较，民工宿舍的临时性，透露出这种关心的“临时性”和偶然性，无论是建与关，都是在仓促间完成，少了一份真诚。当下，对民工的慰问，时常成为季节性的新闻原件，比如天大热时送清凉，领导高温下工地，脸上的汗珠故意做成电视中的特写；比如天大寒时走家访户送温暖，领导捏着红包笑容可掬；过年前，各种帮民工讨薪的官样文章做足了，昨日还见广东副省长亲临一线检查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到车站码头为返乡民工送行也时不时有所见闻。但是，摄像机一撤，固定的慰问时间段一过，在最需要体贴的节日期间，哪里还有领导温柔的身影，哪里还有兄弟般的热情？这样的慰问，不说是作秀吧，也就像是在给民工“送站”，送完就了事，慰问开始“放年假”。等到节后上班，民工返城时，再去演示一番。然后，没什么宣传需要，关怀再打烊。

　　春节有风临门，但是春风不度“民工门”，久矣。问题是，即使是这种仅有的、做做样子的恩惠，也不是每个民工都能得到的。

　　这个愈加重视民生的时代，呼唤的不是一时一处的“应对性”温暖，而是制度性关怀、普惠性良策。

　　民工临时宿舍的关门了之，对民工来说，是一个坏消息，从“临时”走向“正规”、“固定”，这是民工们内心深处遮掩不住的期望。想想那些即将回到城市为生存而搏斗的民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心情该是怎样的复杂。

　　谁也不能否认，住临时宿舍已经成为各地来宁民工的现实福利。被盲流占据也好，对市容造成不佳印象也好，这些难题应该交给制度来管，但无论如何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牺牲民工的集体利益，致真正需要帮助的民工无处安身。倘以驱逐盲流的目的而关闭民工临时宿舍，实际上既有违当初庇护民工之意，也表现出一种短视，显然，尽管就官方的管理初衷而言，盲流是不被考虑住临时宿舍的，但盲流的出现恰恰是为城市管理带来了危机，对政府能力带来了考验。盲流也是需要关心的对象，如何处置眼前的乱象费思量，但实在不是“关门”这一种懒人办法。

　　在此类事体上，城市不能陷入“忽略少数人”的误区。著名的英国“一个人的火车站”之例，启示我们要始终想到那些还需要临时宿舍的民工，只因多数民工暂时离开就想关门，并试图以身份甄别等冰冷的做法来保证民工临时宿舍的“纯正性”，并不是公平的做法，甚至还带有歧视的味道。

　　城市关怀民工，必须是彻底和有连贯性的。当民工失之于普遍而又持久的温暖，生存无着落，他们离所谓的“盲流”的距离又能有多远呢？如果不能做到彻底和有连贯性的关怀，不能坚持城市对所有的生命进行平等呵护这个中心价值观，那么纠缠于“盲流勿进民工临时宿舍”的问题，就是一种走偏，也难让公众信服。这就是虽然保护民工临时宿舍的“纯正性”听起来理由很正大，但并不被理解的真实原因。

　　这是另一个话题。但是一个个“另一个话题”的存在，也促使我们进行深度的思索，为什么临时宿舍会“左右为难”，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为什么慰问的喧嚣散尽，民工的脸上还是充满了忧郁感？

　　答案有很多，但是缺乏连贯性的制度关怀，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回到“过年关怀”这个话题，就应该做到人可以放假，关怀不能“放假”。

　　诚然，从一概漠视，到有所重视，有所关心，这是一个进步，但是社会最需要的进步是，通过制度的改良，使天下民工得到足以依靠的关照和尊严。制度的改良，不似临时宿舍说建成就建成，需要假以时日，但是，真诚的关怀不是领导脸上的表情，无须时间来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