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中，马桶曾立过大功；同在民国时，它又是一场官司的导火索
◎上世纪30年代，南京还有专营粪生意的“马子洋行”
◎旧上海除了青帮，还有“马桶帮”
现代生活的方便快捷，让都市人早已渐渐遗忘了马桶这一老物件的存在，但在民俗专家的眼里，正在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马桶，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方便文化”，从它能看到历史的民风、民俗、社会生活。就连过去剃头时，师傅都会问一句：“你剃西装式、平顶式，还是马桶式？”
只有将马桶放到历史的坐标中，它的形象才能逐渐清晰丰满起来——
七桥瓮下马桶立战功
南京光华门外，有一座古桥横跨秦淮河，这就是建于明代的七桥瓮。它与明城墙、明城堡的风格统一，修建之初即被赋予了军事防御的使命。600多年来，虽然风云变幻，七桥瓮却一直恪守自己的使命。1937年，南京保卫战时，这里就成为保卫南京城的一道军事防线。
当时，上海等地相继失守，南京危在旦夕。七桥瓮已成为前沿阵地，唐生智调了两个营的中国宪兵把守七桥瓮一带。600多名中国宪兵，每个人要防守25米长的阵地，迎击50名日本兵的进攻。
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为了拖延日军，争取撤退时间，唐生智就想了个办法，向老百姓紧急征用马桶。打仗征用马桶做什么？原来，这几百个马桶被装满炸药，密密麻麻地浮在七桥瓮下的水面上。日军深知七桥瓮的战略地位，不敢用飞机和重武器，生怕引爆装有炸药的马桶。
马桶为后方撤退赢得了时间，可是唐生智却因擅自动用中国宪兵，被蒋介石狠狠责骂。原来，中国宪兵是国民政府于1927年秘密组建的“委员长特别卫队”，这支部队共4000人，全部是从200多万军人中经过层层筛选、并接受过德国纳粹特种部队教官魔鬼式训练的精兵强将。中国宪兵配备全套徳式装备，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部队，蒋介石规定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调用。
唐生智挨批后，不得不把中国宪兵撤离七桥瓮和雨花台防线。结果当晚，日军突然出动大批轰炸机，对中国宪兵的营地进行狂轰滥炸，中国宪兵死伤惨重。第二天，蒋介石就命令唐生智撤退，放弃七桥瓮。很快，日军就攻入了南京城。
20多年后，攻打七桥瓮的日本甲种师团梅村师团长，在回忆录里向后人讲述了这场战斗：“……（中国军人）除了有很强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外，还能抓住我们的战略心理弱点，用排排粪桶装上火药，隐藏在秦淮河面的桥下，一桶爆炸，桶桶相应，简直是粪桶雷……”
今天七桥瓮一带，已经成为供市民游乐的湿地公园，很少有人知道，在7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中，马桶也立下过战功。
这段故事，是民俗学家扎西刘偶然听一位抗战老兵谈起的。扎西刘是民建省委江苏委员会的副主任，他的“专业”是民俗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桶进入他的视界，于是他走四方、访老人、查文献，开始了一场长达六年的“马桶考古”。听完抗战老兵讲述的故事后，他开始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大屠杀纪念馆等地搜寻资料，才又钩沉出有关马桶的这段故事。
但当记者细细考据历史时，却发现当时守卫七桥瓮和雨花台一带的并不是中国宪兵，而是另一支部队。虽然具体当事人的身份存疑，但马桶守桥的故事却带着战争的硝烟流传开来。
马桶本来不“姓”马
马桶本不姓“马”，它原名“虎子”。《芸窗私志》中记载，传说有座山叫神鸟，山上猛兽众多，麟兽最厉害，连兽中之王老虎都对它服服帖帖的。每次麟兽小便时，老虎就伏在地上，抬起头，麟兽就把小便撒入虎口中，所以便器就叫虎子。
麟兽究竟是种什么猛兽？扎西刘告诉记者，他去过河南焦作的龙洞乡、王封乡，当地流传着一个“龙虎斗”的传说。说是焦作山中有很多老虎，常冲到山下，山民生活不得安宁。山民就祈祷更凶猛的大兽降临，把老虎消灭。果然，一日有大麟兽出现，它和老虎大战七七四十九天，降服了老虎。为了防止老虎钻空下山扰民，麟兽小便前，就让老虎伏在旁边，随时检查它的行踪。后来，老百姓就称麟兽为“龙”。扎西刘说，类似的传说很多地方都有。
虎子因何“改姓”为马，民间流传不同说法。一是说因为李渊的四子小名叫虎子，为避讳，人们就改成便器虎子为“马子”。另有一说，是隋末叛将马文举砍了隋炀帝的头，并把它插在便桶上，拎着马桶和人头就上了扬州大街，以示公众。于是后来就依马文举之姓，把虎子改名为“马子”。
扎西刘在扬州搜集马桶资料时，听当地年长的人讲，马桶外刷紫红漆，做成扁肚腰鼓形，也与隋炀帝有关。隋炀帝奢侈无度，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特别是他每次下扬州观琼花，老百姓就像被剥了一层皮。于是人们模仿他的大肚子，把马桶做成腰鼓形，并按他的皇服颜色，把马桶漆成紫红色。天天骑在“皇帝”头上拉屎拉尿，用这种方式发泄对他的仇恨。
“还有更厉害的，人们把河中的螺蛳、水一起放到马桶里，用刷子刷，因为刷声与扬州话‘杨广’两字发音类似，再‘咣’一声把桶中的螺蛳和污水泼出来，口中喊道‘屎去吧’，意思就是‘杨广死去吧’。”
下关正丰街的真名是“郑粪街”
扎西刘还给记者描述了一幅上世纪初南京的粪便运输地图：城中每个居民区都有专门的粪夫，负责每天收马桶、洗马桶，集中把粪送到专门的“粪行”去；秦淮河沿岸，都有小一些的粪船，它们接收两岸住户的粪便；惠民河是秦淮河的尽头，小粪船顺秦淮河来到惠民河，把粪便集中在惠民河的“粪市”里，再由大型粪船运走。可以说，惠民河的“粪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此类交易市场之一。
“你知道吗？今天下关的正丰街，其实原名叫‘郑粪街’。”扎西刘见记者瞪大眼睛吃惊的样子，又加了一句，“那儿以前还有一个‘马子洋行’。”扎西刘的舅舅住在老城南，他小时候常跟着舅舅泡澡堂，“每次去泡澡堂，舅舅都要和人聊聊老南京的典故，‘郑粪街’这个典故就是从他们那儿听到的。”
原来，上世纪30年代，正丰街上有两家粪行，一家老板姓郑，拥有100多辆粪车。每天清晨，粪夫们收集好自己负责区域内的马桶后，都要从郑家粪行门前一一过数，拿竹排月底结账。粪车、马桶、粪夫天天穿梭在郑家粪行门前的大街上，久而久之，铁匠铺、木桶坊、油漆行、洗澡堂都开在旁边，沾粪行的人气做生意。于是人们称这条街为“郑粪街”。“粪”入街名，有些不雅，后来就改为“正丰街”。
而另一家粪行，老板姓马，他家专门做粪便批发，被戏称为“马子洋行”。“就是将集中起来的粪便，统一装船，分销到各地去。”扎西刘告诉记者，安徽农村是南京粪便的主要“销售地”，“以前农村人少，粪便也少，不够给田里施肥，所以城里的粪便是抢手货。”每天早晨，粪行前就是马桶的世界，粪夫把收来的粪倒在“马子洋行”前的大粪池里，集中到一定程度，就通过毛竹管子，“发货”到船上，再运走。
“1937年以后，‘马子洋行’成为日本宪兵的养马场；1945年后，成为陆记运输行，主要从事黄包车生意和运输业务；解放后，就成了下关区热河路街道办事处。现在，‘马子洋行’前的大粪池早已经没有了。”
一桩由马桶引发的官司
上世纪30年代，时任江苏省教育厅主任秘书的易君左因为写了一本《闲话扬州》，犯了扬州人的众怒，惹下一身官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官司其实是由马桶引起的，而且易君左与扬州人的这场纠葛，一直持续了四十年，直到他死了，事情还没完。
扎西刘也是从一次谈话中，了解到这段马桶公案的。本世纪初，扎西刘父亲的一位老同学从台湾回乡探亲，“他来看望我父亲时，我在旁边作陪。”扎西刘说，“这位伯伯是台湾的一位大法学家，听说我正在研究马桶，顿时来了兴致，对我说，‘有一个与马桶有关的案子，蛮有意思的。’”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江苏省政府奉命北迁，教育厅迁到了扬州。被称为“龙阳才子”的易君左，无事之时就爱在扬州大街小巷闲逛，体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就写下《闲话扬州》一书。其中有篇文章写道：“……然而马桶又非常的多，每天上午都是马桶的世界。”
扎西刘说，文人骂人不带脏字，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易君左其实是在嘲讽扬州是“屎（世）界”。
此外，易君左还在书中描写了“挑粪桶的男子与倒马桶的女人，一边刷一边舀一边嬉皮笑脸地谈天”的场景，同时感叹，“扬州是个产女人的地方”，“近水者多杨花水性”，“人性轻浮活动，女人尤然”。
《闲话扬州》出版后，引来众怒，于是扬州人就把易君左和出版社告上法庭。其中的领军人物，是扬州妇女界的著名领袖郭坚忍。她发起“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向镇江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
这场官司打了大半年，最后易君左不得不在《申报》上公开道歉，并辞去公职。出版《闲话扬州》的上海中华书局，也被要求收回已上市的书，并销毁书版。
十几年后，易君左到了台湾。他以为远离扬州，又过去这么长时间，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于是在台湾《中华时报》上发表《六十沧桑》一文，再次提到当年的《闲话扬州》。谁知文章见报后，立刻招来在台的扬州人不满，他不得不再次公开道歉。1972年3月，易君左去世了，两个月后，台湾《春秋》杂志为纪念易君左，重新刊登了《闲话扬州》，依然引起扬州同乡会的谴责。这一次比上两次还要热闹，甚至还引发了流血事件。
旧上海除了青帮还有马桶帮
很多人可能不信，倒马桶的还会有帮派？
扎西刘告诉记者一组统计数字，20世纪30年代左右，上海有400多万人口，每天产生1200吨粪便，粪车1900辆，粪码头22个，粪夫4000多人。这样庞大的社会职业结构，光靠各自为阵肯定不行，久而久之便产生了各种马桶帮派。
那时，为了城市卫生着想，当局决定出钱置办粪车，雇佣工人来为居民倒马桶。粪便可以施肥，是当时的“软黄金”，于是商人马鸿记看到这个商机，就申请承包粪便的处理工作。他做了600多辆粪车出租给粪夫，收取租金。粪夫主要是江苏各地的农民，他们为了免受地头蛇的讹诈，也寻求粪头的庇护。
除了马鸿记，王荣康也是当时有名的“粪大王”。其他商人也纷纷涌入这个“新兴行业”。人多了，自然要争地盘。粪头子们为了守住自己地盘，雇佣打手，形成了不同的马桶帮派。据了解，当时主要由苏北帮、苏州帮、江南帮三大帮派。每个帮派都有帮主，人称“老头子”，每个粪夫必须要到“老头子”那里去登记、租车、分段、完捐。完成这一系列手续后，他们就分得某条马路或某条弄堂做地盘。
粪夫们是这个“产业链”中最底层的人，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就连茶馆都不让他们进去。
但是，地位卑微的粪夫们，在上世纪40年代还掀起了一场维护自身权利的“民主”运动。1945年后，上海物价飞涨，赋税加重，其中有一项就是加收粪税。粪夫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勉强自保，加收粪税就是把他们往死里逼。于是，粪夫掀起了“马桶总罢倒”行动，要求免税。这场行动遭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制止，粪夫只能通过收取更高的费用，来消化粪税。可是百姓怨声四起，各大报纸向政府抗议。无奈之下，政府只好发出“限价令”。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赵晨
为了马桶，易君左不得不在《申报》上公开道歉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