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媒体敏锐，孟学农的复出可能真如他的新单位一样，朴素、低调。但1月24日那条新华社的报道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不胜繁琐地报道了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内容之后，于结尾处，轻描淡写地提到：“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孟学农主持会议。”

　　由此，这位曾因2003年防治SARS、2008年山西临汾特大矿难，两度去职的部级高官再次履新。刻意的低调让人们无法知道他复出的确切时间，但毫无疑问，与共和国同龄的孟学农，还有5年就要退休，以往的大起大落，如今看起来，在这个被认为“相对安全”的位置上恐不会再被复制。

　　小区里的普通人

　　北京市二环内的一个胡同，一条挤满饭馆、发廊、食杂店的逼仄街巷里，坐落着孟学农的新单位，门前挂牌“国家档案局”和“中央党校中央直属机关分校”。据门卫描述，孟学农到这里工作已一月有余，这段时间，“他很忙的”。

　　此前孟学农先后担任过北京市市长和山西省省长，加上“代理”主政时间，分别在两个岗位上工作了93天和377天。

　　大风大浪，于2008年9月他第二次去职时终止。此后，孟学农把家从山西迁回北京的老房子——二环内的一个小区里，他在此已经住了20年。

　　一年来的赋闲让孟学农远离公众视野，媒体的采访要求也均被他婉拒。他的妻子说，他就是想踏踏实实过几天老百姓的日子，这也遂了他的意，“不想折腾了”。

　　小区里的居民见证了孟学农的“老百姓”生活。年过50的类颜学在小区里做保洁工作，平时只顾闷头扫地，很少跟人搭腔，但有时孟学农会主动跟他打打招呼，也不特别说些什么。

　　“就是小区挺干净，他觉得挺不错的，跟你说谢谢啊什么的。笑一笑。”类颜学说。

　　对孟学农的经历，小区里的社工们也会有些唏嘘和不平，“有些事，能怨他吗？”但类颜学没想那么多，在他看来，孟学农跟普通人还是有点不一样，“挺有那个(当官的)气派”，但“人看起来挺和气”。

　　和气，也是采访过孟学农的《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的印象。马昌博回忆，一次全国两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孟学农被人抢话，他就等“别人说完，再笑呵呵地继续说”；每次参与小组讨论，孟学农到场都比较早，“小组有一半人到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这跟官场上“职位最高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迟到也不会早到，都会卡着点到”的惯例有所不同，“感觉架子不大”。

　　无意辩解

　　外人无法了解和气的孟学农这一年多来是否真的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小区里的居民常会看到孟学农在楼下散步，有时一个人，有时和他的妻子一起，在旁边停满车辆的一条小径上，他来回走，步速很快。

　　徒步是孟学农爱好的运动。“以前(没去山西前)在北京，我们一到周末就背着包到处走。”孟学农的妻子这样解释。赋闲这一年孟学农显然继续着这种运动。

　　2009年3月，户外运动爱好者赵牧在一次爬野长城的徒步活动中，曾偶遇孟学农。赵牧试探性地问他：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没想到，孟学农很有幽默感地说：现在全球金融海啸，我也加入了“失业大军”，赋闲在家呢。

　　在交谈中，孟学农也会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过往的“自我辩护”，比如在说到非典时的瞒报问题，他说“北京市在信息收集、监测报告、追踪调查方面存在疏漏，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比如说，北京有众多医院，但并不都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在当时体制下，北京市只能是如实汇报自己管辖范围内能掌握的数字。我不明白那些记者根据什么这样说(指有报道说孟学农“因瞒报SARS疫情丢掉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编者注)？

　　但当赵牧问起，“是否要辩解”时，孟学农的回答是：“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他们写些东西也挺不容易的，现在都在讲和谐，理解万岁吧。事后，孟学农把手机号写在小纸条上，算是跟赵牧交换了名片。

　　一个月后，赵牧把这次对话写在博客上，发表之前征求了孟学农本人的意见，孟学农的回复是：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内容，可以写出来，没有问题。

　　除了这次户外偶遇，媒体记者很少再接触过孟学农本人。他的家人转达他的愿望，只说“能做就多做点工作，没有条件没机会，就平静地过生活”。(下转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