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买卖市场异样繁荣

　　“产业”作为经济学概念，很难想象会和论文买卖联系在一起。但当你看到不久前有媒体报道，武汉一家论文买卖公司与200多家期刊编辑人员有直接联系、雇用着80多名枪手、年利润数百万元的消息时，你会发现，现在的论文买卖确实开始“产业化”了。

　　今年1月，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披露，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论文买卖销售额近10亿元，规模膨胀5．5倍。

　　用反剽窃软件查询，2007年的样本数据中，72％的文章是全文抄袭，24％的论文为部分抄袭，仅4％的文章不存在抄袭。

　　是什么催生了这种异样的繁荣？有学者直言，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绕不开如今备受诟病的学术评价体制。目前的学术评价及激励机制，通常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于是通过量化，复杂的学术评价变得简单快捷。

　　这种评价制度在实行初期，激励了高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但当学术与学者身价、收入直接挂钩，学术评价成为高校社会地位及调节内部利益关系的主要依据时，学术评价的功利性、短视性和种种偏颇便随之产生，致使不少学术研究忽视质量，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

　　面对“堕落”的学风，相关部门试图通过推行反剽窃软件来遏制歪风邪气。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剽窃之风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措施促使买家开始寻求论文代写中介，或直接联系“枪手”买论文。要惩治这种学术腐败，只有从源头开始，彻底清除制度性腐败。据《中国青年报》

　　北大法学院绩效工资按论文等工作量分配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在教师邮件群中批评学院学术政策。事因法学院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法学院多名教授对此表示不满。

　　3日，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证实，邮件群中内容确为该院教授表达真实意思。

　　北大法学院教授龚刃韧于1月19日率先发文称，1月18日下午举行的法学院大会上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据此，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法学院教师工资则按照工作数量来分配，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此方案并未事先征求法学院教师的意见。

　　龚刃韧在文中称，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而教师之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

　　龚刃韧文中称，他对清华大学法学院在征求了教师意见的前提下公布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表示认可。

　　3日，北大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对此事尚不清楚。对于北大教师的工资分配标准是由各院系分别制定，还是由校方统一制定，该负责人建议咨询学校人事部门。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邮件群中发文表示很不赞成“用计件工的方式确定所谓绩效工资”。他认为法学院应当有特立独行的精神，遵循学术自由与独立的准则，不可跟风，“尤其是跟教育部的指挥棒”。

　　据《新京报》

　　关键词

　　养鸡场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微博上也记录了此次事件。他赞成龚刃韧的观点，“大学管理过于衙门化，官僚主义非常严重。”

　　萧瀚称，用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教授的薪酬标准非常没有道理。现在的大学要求教授们像计件工一样写论文，论篇不论质量，论杂志的学术官僚地位，不论论文的知识增量。这样逼人创新怎么可能有创新？逼人写论文，写出来的通常情况下也必然是垃圾。“别把大学办成养鸡场，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萧瀚说。

　　媒体观

　　韩启德：

　　亟待学术共同体“发力”

　　在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指出，学术评价体系出现这一系列“怪现状”亟待学术共同体发挥基础性作用。

　　韩启德说，近年来，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开始凸显，中国科协调研显示部分科技工作者对现行评价体系的不信任感和挫折感相当强烈。韩启德强调，“学术共同体没有能够在学术评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术共同体的主动性、责任性、积极性和自身能力都不够。”韩启德指出，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高山：

　　学术界太多怪现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2004年~2009年这5年间，黑龙江大学教授高山在《晶体学报》系列期刊上发表了279篇文章，在该刊发表文章的中国科研人员中首屈一指。“发表这么多文章就是想引起学术界讨论。”1月3日下午，高山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他介绍，这些论文完全是他辛苦得来的，完成这样大规模的文章数量，也并非“不可能的任务”。高山认为，当前学术界太多怪现状，很多人跑院士跑项目；一篇文章多个作者，往往署名第一的作者其实却是不干事的，甚至文章都没看过，照样是成果的拥有者。“我有话想说，为什么我走这种极端的方式，因为我是小人物，写文章也不会有人重视，现在这种方式肯定有人关注。我们要反对的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