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

　　我们的传统文化重视衣锦还乡，到了失态的地步。民工，也没有逃脱对于用金钱和物质包裹自身苍凉躯体的俗套。在很多民工看来，过年回家，带去的是一张脸，一张中国人怎么都不能丢的脸。保险箱已经不是保险箱，而是一张典型的“中国脸”。

　　民工群体没有带回城市文明，这是一个问题；城市文明没有提供最大的平台让民工站稳，进而获得，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左手鸡，右手鸭，十年前也许是年礼，今天已让位平板彩电；炫屏手机也已经不够惊艳；带着保险箱还乡（详见今日快报报道），这是出位的方式，尽管这种做法有可能出于丢钱的胆怯，但是毕竟又是一个富民工衣锦还乡的样本。“10时代”鸣锣开场的当儿，这位裹挟在春运洪流中的民工，一下子成为平庸返乡模式下的最大发现。然而，我们的内心不能丢掉的追问是，民工还乡，究竟应该带些什么回去？

　　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求，回家的人，即使在外面穷困潦倒，也应该尽力带给家人好消息。

　　问题是，这不是我们回家过年的全部意义或最大价值。问题是，我们不能给自己的家人糊一个富裕样本的“纸老虎”。

　　民工回家过年，最应该带着城市的文明，而不是带着城市虚荣回去，带着视钱如命、人情冷漠等一身城市病回去。

　　我们也知道这个要求对民工来说非常高。这个标准，身处城市文明中心的人都未必能够掌握。但是，民工的背后，是一片苍茫而淳朴的土地，是一种带有虽略显原始但仍有人性温情的传统文明，对于很多民工来说，无论如何也要回家，就是这种文明和这片土地吸引的结果。

　　民工走出家园，挣钱改善生活的表象下，其实也隐含着取城市文明养分重修落后家园的义务。无须举例，走出乡村的人们，很多都通过自己的力量回报了故土。

　　城乡二元体制不可能一夜打破，在制度改革发力的同时，每个个体，包括民工，都有拉近城乡文明差距的天然责任。

　　诚然，过年了，喜儿尚且要扎一下红头绳，在城市打拼过的民工，想给家乡带去一个好印象，不让亲人为自己的生计担忧，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善意的欺骗亦不可过。

　　10年之前，《北京晚报》曾探寻过“民工过年带回家什么”，结论是，在沉甸甸的包裹之外，民工带回家的更是亲情、自信、城市节奏、回乡创业的激情。

　　在城市得到的自信、节奏感和创业的激情，才是城市文明的瑰宝啊。

　　10年之后，我们还敢和当年的结论相比较吗？没有数据，不敢妄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民工和这个时代的很多群体一样都陷入了焦虑和困惑中，带着空空的荷包和皮囊回家，大有人在啊。

　　民工群体没有带回城市文明，这是一个问题；城市文明没有提供最大的平台让民工站稳，进而获得，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下，民工的生存方式未见升级，民工的实际收入未见增加，民工的现实困难未见减少，这尤以讨薪、求职难、“夫妻生活”难为最。

　　我们的民工，在最大节日的面前，已然分成两大阵营，一是“虚荣回家”派，二是“不敢回家”派。“不敢回家”派，彻底拿出了对这个年成的失望，他们把心送走，把不安留下，陪自己继续闯荡没有认同感的城市；“虚荣回家”派，在装扮春风得意的外表方面捉襟见肘、左右为难，他们把身体送走，把心分成无数个碎片。已经死去的民工老张，生前在租住处准备了香肠。和一张车票相比，香肠更能捆绑住动荡的命运吧。

　　始终不能彻底告别讨薪、流离之苦的民工，回亦难，别亦难，当生存问题都未能解决好，推进家园文明的问题只能暂停。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民工在包工头的淫威下，在没有安全感的角落里，像古代的布道者传播隔膜已久的文明。

　　只要今天还有一个民工为了应得的报酬爬上楼顶，我们就不能为城市的文明推卸责任。面对这样一个徘徊在城市文明大门口的群体，面对冻死、坠死的惨剧，悲音不忍出喉，赞歌不应出喉。

　　面前一个和谐的例子是，以《回家·过年》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农民工春节联欢晚会，央视大年初五播出。

　　这一新事物对城市是一个启示，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贡献，政府部门、用人单位也应该向他们赠一份礼物，道一声祝福，以让他们带着城市的体温，带着尊严回家过年。

　　回到文明的主题，晚会最好看的不是节目，最好看的是主流文化以谦卑的姿态，如水一样流入民工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