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上期回顾]

　　“蚁族”陈华对工作的要求很简单，先养活自己再说，而对爱情，他更是无法要求……

　　刘东，1980年出生，湖南人。2006年毕业，至今已在北京打拼将近三年。三年间，他数次在“聚居村”内外搬迁。他说，他只需要一个首付，只要有了首付，他再苦也要买房，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刘东曾经的最高学历是中专。他本来是个很老实的学生，但这三年的中专使他有了些许改变，“什么都没学到，倒是学会了抽烟，学会了打架”。由于对自己以及学校感到失望，最后的毕业合影他都没有参加，便提前离校，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

　　他最先去了广东。打了两三个月的工，使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他发现，对他这样一无技术二无关系的人来说，不继续读书是没有出路的。可是对他来说，回家复习，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有点难度，他便在报纸上翻找一些培训学院。有一次他在报纸上找到江西的一个学校，地址是江西某城市北京路。他想，北京多好啊，干吗不去北京读书呢？

　　刘东就这样选中了海淀走读大学。那是2002年，刘东22岁。他说：“我学习十分刻苦。毕竟在社会上吃过苦，知道有本事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而且我家里不富裕，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脑瓜不是很聪明，但我相信勤能补拙。”

　　一年之后，由于刘东成绩优异，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学校还给他免了两门课的学费。

　　2006年，刘东拿到了自考证。刚走出校园时，他多少有一些胆怯。与漂在北京的其他大学生相比，他的劣势一目了然——他怀揣的只是专科文凭，而且是自学考试的文凭。文凭低也就罢了，偏偏学的又是心理学。

　　其实当初在选择专业时，他本想学法律，最后当律师。但亲友一致认为，刘东内向，嘴笨，做不了律师这一行。他便退而求其次，填了心理学。

　　他的第一份工作找了一个多月，最后找到一个新成立的教育顾问中心，投了简历。这个公司计划招42人，最后却只招了刘东一人。刘东苦笑道：“可能这公司太差劲，没什么人报名，所以他们就要我了。”

　　这份工作没有底薪，做一次心理咨询发100块钱。初入社会的刘东没什么维权意识，没底薪就没底薪。但这家公司因为管理不善，不到两个月就倒闭了，刘东只好再找工作。有人提醒他：根据法律规定，公司需要支付最低的生活保障。刘东回去交涉，果真拿到1280元。刘东就这样拿到了毕业之后的第一笔收入。

　　刘东失了业，又开始到处投简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北大一个研究所，那个研究所是做测谎设备的。研究所的一位教授看到他的简历，给他打来了电话，张口就问：“你有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吗？”刘东说：“没有。那东西没有一点用。”

　　但教授还是要刘东去研究所见一面。见面后，教授拿出一本全英文专业书，从中挑出一段，说：“你现在把它翻译一下。”

　　看了五分钟，刘东开始给教授口译。由于生涩加紧张，他念得结结巴巴。教授是个很好的人，耐心听他吞吞吐吐地念完，说道：作为一个自考生，能把文章翻译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明天你来上班吧。

　　就这样，刘东得到了他的第二份工作，月薪1800。回去之后他查了一下教授的名字，才发现自己大学的教材居然就是这个教授写的。

　　“教授比较好说话。比如你要请假，他就说行，绝对不会为难你或问你有什么事。我呆的实验室，在整层楼的最里面。办公室里就我一个人。夏天开着空调，我把门一关，自己在里面睡觉或者做实验，非常自由。我还到外面四处拉人当受测人，以研发相关仪器。我去过北大的三角地，也四处贴过广告，还在马路上拉人——看车的阿姨，炒菜的厨师，只要能拉来的，我都厚着脸皮去找。”

　　刘东当时所住的地点是二里庄小月河，一个房间，八个床位，住了七个人，一个空床位用来放行李，条件十分艰苦，平均每人每月两百多元房租。他从2003年就住在此处，当时是为了到学校听课方便。当他在北大研究所拿到工资之后，便在西北旺找到一个月租350元的筒子楼。尽管房间依然简陋，刘东却无比满足。他用自己的能力，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那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研究所的教授人非常好，但经营管理方面却不太行。投资方投了一百多万，一年之后却没有什么收益。刘东觉得研究所的前途并不太好，加上他发现测谎这个行业非常狭窄，一旦做久了，就不易转行。而且北京只有三家单位在做这一行，假如跳槽，就只有两次跳槽机会。“我想尝试别的工作，于是从研究所辞了职，并开始给一些IT公司投简历。”

　　后来刘东去了一家网页制作公司，工作是制作网页跳转流程。工资涨到了每月2500元，从事的又是一个新的行业，刘东对自己的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但不幸的是，那家公司在年底将刘东辞退了。

　　失业的刘东经济窘迫，为了省钱，他又搬回了小月河。“我搬回去的时候心情特别不好，因为那是我以前住的同一个宿舍的同一个床位，一连好几天我都睡不着，感觉奋斗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原地方。那里人太多太乱，而且宿舍没有人管理，很多人都把女朋友带到里面。我讨厌那样的脏地方。”他躺在一年前曾经躺过的床上，跟一年前一起住过的室友苦笑着开玩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怎么越混越回去了？

　　盘算之后，刘东发现，虽然他对测谎这个行业有成见，但目前来看，他还是最适合做测谎这一行。“正好此时清华同方下的一个做测谎的小公司在招人，于是我又去应聘了。谈了一个小时，他们要我了，工资是每月4000元。”

　　刘东对目前的工作很顺心，但他自工作以来，却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钱。“现在上班基本上是月月光。”刘东有些不好意思。

　　刘东不想离开北京，但他也希望尽早结束这种租房住的生活，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虽然北京房价高得吓人，但刘东对买房这件事充满信心：“我现在就是缺个首付。有了首付，月供就是小事了。省吃俭用，总能把房子的事搞定的。”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在北京打拼。刘东有一个中学同学如今在当地监狱当警察，多次劝他回去考公务员，但刘东并不想回去。

　　当初跟刘东一起住在小月河的六个兄弟，如今只有刘东一人还留在北京，互相之间也基本失去了联系。他们都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只好离开这个大城市。有的人在宿舍里闭口不谈现在的工作状况、经济状况，突然某天打来电话，告诉其他的人，自己已经回老家，再也不回北京。也有人从宿舍里走出去，坚决不让送，自己拉着皮箱，把门一关就走。

　　刘东说起那些日子，十分苦涩：“我们一屋人在小月河住了三年，中间都没有换过人，互相之间关系非常好，只不过大家都觉得来北京闯一番不容易，如果因为混得不如意而回老家，脸上非常无光。有时候我会看出哪个人工作得不如意，有可能在月底拿到工资之后会消失，但不会去问。我们在这件事上只是保持着一种默契。没人说，也没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