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张同岁，我的孩子也和他的孩子一样喜欢“喜羊羊”的新衣服。被我们唤作“民工”的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和我们关切甚深。老张的命运，促使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真的坠楼了，如果自杀是懦弱的行为，那么他是懦弱而勇敢地证明了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并且撞破了被公众命名的“跳楼秀”这个词所编织的偏见之网。

　　8000元，区区的数目，是一位白领的月薪，是一位老板的午餐，是一位有权者的几包烟或几瓶酒，但却是民工老张在死亡之前拼尽全力也无法获得的应有报酬啊。年关之前，8000元就是这样一个时时处于困境中的家庭的救命稻草，但是，他的努力，得到的是被打，他的尸体，得到的是工人们的“围观”，没有人为他证明什么，他的死和8000元一样，轻轻的，撞不动社会的腰。

　　唯有“可怜啊，为了要工资，命都丢了”这一句给我们些许的安慰。但是和集体的轻视相比，这句悲怆之语仅让人想到兔死狐悲。

　　从来不缺民工跳楼的新闻，总缺的是对民工命运的大悲悯，和对民工尊严的应有尊重。每有民工走上楼顶，爬上桥梁，“跳楼秀”的定性总会如期而至。民工一次次被解救的事实使得这个“秀”字更加刺目，也更加轻佻——我们不了解民工，不能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凭什么去断言一个个末路生命的内心想法？凭什么就仅仅因为民工“寻死”带来的影响就愈加轻视绝望中的民工为解救自身而进行的最后一搏？

　　单就“跳楼秀”这个词的“设计”而言，起初可能是笑谈，后来就含了厌倦甚至厌恶。

　　一个证明了跳楼不是秀的民工，一个男人，一个孩子的父亲，毫无意义地打败了“跳楼秀”这个词。但是在法理之内，我们和民工老张一样没有得到更多的“意义”。

　　哪里有什么“跳楼秀”？对绝望中的民工们来说，哪里有什么笑谈？

　　快报评论员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