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信话务科科长为何由军人来担任

　　■蒋介石为啥一打电话就爱发脾气

　　1936年2月1日，《中央日报》刊登一则题为《首都电话局增装新机今日启用，城南旧机号码改五字头，改定营业价目今日实行》的新闻。这则新闻字数不多，但却引起了许多市民的关注。生活在国民政府首都的百姓，其视野相对其他地区自然比较开阔，但电话作为舶来品在当时确实还属稀罕之物，能装上电话的非富即贵。更何况，此次电话局增装新机，涉及电话号码改号、初装费和月租费调价等系列问题，不认真读读怎么行？

　　那么，电话最早是什么时候进入南京的？民国时期南京人装电话方便吗？都是哪些人在用电话？月租金多少呢？

　　位于游府西街的首都电话局旧址 快报记者 辛一 摄

　　南京最早的电话出现在什么时候

　　1876年，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在美国问世。这一年，清朝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到达伦敦。郭嵩焘受伦敦电气厂厂主毕谛邀请访问了他的工厂。毕谛特意请他参观了刚发明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当时把电话称为“声报机器”。毕谛请郭嵩焘和他的随从张德彝亲自尝试打电话。虽然初次打电话效果不尽如人意，但郭嵩焘和张德彝的那次通话，在中国人的历史上也算是第一次。

　　1881年，上海英商瑞记洋行在上海租界内开办华洋德律风公司，架起市内电话线路，从此中国出现了电话。1882年，中国便开通了第一个人工电话局，这是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开通的。当时有用户二十多家，每个话机年租金为银元150元。如果对应米价来折算，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178斤）4银元，那么，150银元就可以买到6675斤大米，按照今天米价2元一斤计算，那么，排除物价上涨因素，当年租个话机，一年需要13350元。这还是1901年的价格，如果按1882年的米价折算，肯定价格还要高。

　　到了1900年，上海电报局开办市内电话，当时全上海市内电话只有16部。那么，南京最早什么时候有电话的呢？

　　按照国民政府时期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党政军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工作的王正元后来的回忆，南京最早出现电话，应该是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办的时候。而南京自建电话局则是在辛亥革命后。不过，记者在中国电信产业网“中国电信历史回顾”上看到，南京早在1900年就自办市内电话局了，而且是国内最早自办市内电话局的城市。

　　南京首先自行开办了磁石式电话局，当时装有100门磁石式电话，仅限于官厅衙门使用，民用不开放。磁石式电话是最老式的一种话机，需要自备两节干电池做电源，并带有磁石式手摇发电机（用于产生交流振铃信号）。

　　溥仪听到电话接通吓得挂了机

　　这种磁石式电话，黑乎乎的，外形简陋无比。尽管这些电话来自于日本、瑞典、美国，也有德国“西门子”，但其通话质量仍是毫无保障。民国初期的南京，有一首民谣：“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当时电话安装，不论进线或外线，都是明线。晴天无风，还可勉强通话，一旦刮风，不是拨不通，就是串线。一家呼电话，甚至五六家同时响铃。一听电话，里面叽叽喳喳，拿起电话的人大吼大叫，乱糟糟一团。这时期的电话还时常遭遇故障，一停机，就是个把星期。

　　在1918年以前，电话局办公地点和局长公馆，均在文昌巷内，交换室则设在润德里。1918年，在“游府衙门”旧址，即游府西街，兴建三层楼房，作为交通部首都电话局。1920年，全部竣工。又在下关建了三层楼房，成立分局，从此，南京的市内电话由磁石式改为共电式，还增扩为城区二千门，下关分局五百门，并在主要干线埋设地下电缆，既改进了技术，又适应了商业发展的需要。所有电话机件设备，包括交换机、外部电缆、铜线、电线木杆、发话器、受话器，甚至听筒绳，全部依靠国外进口。这一批共电式机件设备，是亲英美的北洋政权向美商“中国电气公司”购进的。

　　尽管电话有了较大的发展，一般人家还是装不了电话，甚至连末代皇帝溥仪，一直到1921年才装上电话。据说，装上电话后，电话局又送来了电话本，溥仪看到京剧名角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对方回答的声音，就学京剧里的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对方哈哈大笑问：“您是谁？”溥仪吓得连忙把电话挂了。

　　中国工人抢了美方技术顾问的饭碗

　　但无论如何，电话的普及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特别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机关林立，商业日趋发展，原来二千多门共电式电话容量已满，又向芝加哥“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购进几千门自动电话。根据王正元的回忆，当时国内使用自动电话的地方，屈指可数。美方派工程师马斯登负责公司业务，工人斯瓦兹、莫尔登负责装机，并派中国籍工程师山东人于立五，一同来华工作。这批自动电话，为“史端乔·步进制”，在美国为过时产品，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属新型设备。

　　在工程技术上，电话局成立一个装机小组，由机务领工方根孝负责，带工人沈毛弟、韦宝森、周君鹏、方根悌等人，配合美方共同负责安装。在安装中，于立五对工人悉心传授技术。他一来就找方根孝谈话，对他说：“今后你可以一直跟我跑，这个技术在国内还没有过，你们都要好好学，否则装好后，掌握不住就无法维护，那就受制于人……”

　　1928年4月开始装机，原拟一年竣工，实际只用七个月就提前装毕。自动电话在南京正式通话这一天，交通部官员到局主持，美方代表马斯登赞道：“他们（指工人）有毅力，肯干苦钻精神我们很佩服……”后来，于立五向“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辞职，放弃一月美金三百元高薪，回到国内在交通部任工程师。

　　正式通话后，中方工人完全有能力维护正常运转，可是当局无视这一事实，却用四十多倍中国工人工资的高薪，延聘莫尔登留局担任技术维护工作，并包下南京当时最高档的安乐酒店房间供他住宿，耗资甚大。实际上，他每周只来一次，后来，他看到中方工人确实能够自如地排除故障，根本无需他的指导，无所事事一段时间后，莫尔登就辞职回国了。

　　1929年，电话局又在南京至上海间铺设了长途线路，一对线途经镇江、无锡、苏州、昆山等地，一地通话，其他各地停止。后又加一对线直达上海。打长途电话要先拨记录挂号，分加急、普通两种。由于线路太少，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商话让军话、军话让防空、小官让大官，遇到蒋介石电话，除防空外，统统让路。

　　民国时期电话租金昂贵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首都南京人口激增，对电话的需求越来越大，原有的六千门电话根本不够使用。1934年下半年到1936年年初，交通部首都电话局耗资百万，在城南江宁县旧址设立城南分局，添机一千八百号，并在鼓楼分局添机三百号。

　　1936年2月1日这天，首都电话局增装新机正式启用，城南旧机号码改五字头，改定营业价目今日实行。

　　这一天的《中央日报》上详细记载道：“电话局城南分局，设于长乐路前江宁旧址，与交通部五省长途电话局设于一处，该局共管制话机一千八百号，为五字起头，所辖范围，自四象桥以南迄中华门外，城北仍就原有分局添设新机三百号，仍为五字头，现全部线路业于去冬装安，新机亦均运京，即日起开始承装。”

　　“该局党公巷总局，原有二字头机三千号，现以城南既添设分局，该总局原设于城南之话机，势必改隶南局，以便管理。因将四象桥河以南现有之话机，一例改为五字头，各机原有号码完全更换，今日起改号者为以下各街用户，计府东街青年会、锦绣坊御街润德里，慧园街、四象桥、更换之新号本已付印，日内可分发各用户。”

　　至于电话营业价目，从这天起也有了变化。月租费有所变动。原属甲类的报馆改属乙类，月租费由八元调至九元。原属乙类的银行、钱庄改属丙类，月租十元。原属丁类的住宅、机关团体，无营业性者，均改属甲类，仍收八元，电话初装费照旧价约核减一半，保证金原定五十元，现全免去。真是物以稀为贵呀，别看当时电话月租费在十元以内，一折算，不便宜：1936年，一元钱可买十六斤多大米。当时甲类住家的电话月租金要8元，就能买上一百三十多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六十多块钱呢。

　　电话常接错蒋介石气得砸了话筒

　　在1935年之前，南京电话局的话务员都是男性。但自从这一年的上半年开始，话务员的角色都由女性来担任，电话局招收了一批中学毕业十七八岁的南京姑娘为话务员。自那以后，话务员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因为有些无聊人士，打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听听南京姑娘的美妙声音。

　　民国首都电话事业滚滚向前，然而局势却急转直下。

　　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南京电话局即把自动机件拆除装箱准备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一起转移到大后方。而电话在抗战中，成为蒋介石指挥前方作战的直接工具。

　　抗战一开始，蒋介石不分昼夜，频繁叫接长途电话，指挥前线部队作战。当时的首都电话局长途台并未因军事而减少手续，女话务员们依然照章办事，无论谁要长途电话，都要问“你要普通的还是要加急的”，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蒋介石对长途台说：“要顾总司令电话。”接通时，却是朱绍良，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据侍从室一位姓施的侍从官说，蒋介石有一道重要军令未能及时下达给顾祝同，气得把话筒都砸坏了，并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交通部长俞飞鹏找来，问问是怎么布置的。第二天俞飞鹏即采取措施，命令首都电话局局长朱一成为蒋介石加装“军话专线台”，指定电务人员白堉、徐土元和王正元三人专职，专司其事。

　　其实，鲜为人知的是，到1938年，蒋介石还不会拨电话号码。

　　据王正元在《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一书中回忆，蒋介石直到1937年还不习惯自己拨号码打电话。1938年蒋介石住在武汉，那里的电话号码是五位，但他有时仅拨四位，或拨“8”、“9”时没有到位就松手，这样打不是打错就是不通。所以为了打不通电话，蒋介石经常发脾气。蒋介石到重庆后，电话局索性在他官邸都装上西门式手摇电话，先由总机的接话员接通，然后再摇蒋的电话。蒋介石无论打给谁的电话都要别人拿着话筒等他，所以一拿起听筒他就开始说话。

　　小官僚假公济私为老相好装电话

　　日本投降后，王正元回到南京接收南京电话。胜利后的南京，老机关复位，官署特别多，加上商业畸形发展，于是，待装电话已到穷于应付的地步。据王正元回忆，尤其是那些不大不小的官，如宪兵营长、警察局科长之流，每天都吵着要装电话，任凭工作人员赔着笑脸解释都没用。局长也烦不了了，凡请装电话者，一律批交主管部门，一推了事。

　　直接负责此事的王正元坐立不安，便找到在抗战期间结交的挚友：时任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的蔡文治中将诉苦。随即，蔡便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名义，任命王正元为陆军总司令部上校电话检察官。不久，国民政府军务局也任命王正元为上校电话检察官。从这以后，王正元便穿上军装，坐在电话局话务科科长位子上办公。虽然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但一天下来，那些天天来吵吵嚷嚷的官僚傻眼了，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只把头点一下，那些蛮横无理的人便态度恭敬起来。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官员利用部门的名头冒名顶替装电话。比如，一个新编的某军驻京办事处装了新电话，电话局业务稽查一核证，却发现那里原是该处头头老相好，秦淮河畔一位女歌星的香巢。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