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中午接到朋友电话，说塞林格死了，一时有些恍惚。对我个人来说，近些年最大的文学事件，可能就是年轻时喜爱的一批美国作家陆续去世：从苏珊·桑塔格、索尔·贝娄到冯尼古特，再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这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文学天堂里凑一桌麻将都绰绰有余了。现在，上帝点到了塞林格的名字——报纸上是这么写的：“在隐居了50多年之后，他星期三在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看完消息，我仍恍如梦中：该死的，塞林格竟然已经这么老了。

　　请允许我郑重地再写一遍：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说来惭愧，20多年来，“塞林格”虽然时常出现在思虑或交谈中，但我早忘了他的全名——时间改变了太多东西。我相信，如果塞林格早去世20多年，震撼力绝不会小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死，正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麦田里的守望者》卷起的飓风一点都不会逊色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摇滚乐。这种风靡既因缘巧合，又有某种必然性：似乎在那个激荡的时代，两者都贴着同样醒目的“反叛”标签。

　　按照习惯说法，塞林格是典型的“一本书作家”。出版于1951年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既是塞林格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正如“嚎叫”的金斯堡一样，这部一度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长篇，如今早已进入墨守成规的学院教案，成为美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在我看来，塞林格真正令人折服的作品则是稍后出版的短篇集《九故事》，无论是《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香蕉鱼的好时光》，还是《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无不精微，真挚，结构开放又音调完美，堪称小说杰作。尤其后来，当我尝试短篇并重读塞林格，更感到用“青春文学”或“反叛”一类的破词来概括塞林格未免有失公平——或许，塞林格的小说本来就专属于这世界的某一类人，他们天性敏感、柔弱，有点天真，还时常冒点傻气，努力想融入人群，又总是和现实格格不入。

　　20多年前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我还是大学中文系学生。至今，我对书中被学校开除的少年霍尔顿·考菲尔德记忆犹新：他的那些破事儿，他习惯性的嘲讽和激烈的愤世嫉俗，还有那句“假模假式”的口头禅……对于我，这本书和略萨的《城市与狗》似乎构成了一个秘密的成人礼。《麦田里的守望者》奇异地契合了那个特定的年代，并和青春期特有的敏感、焦灼与压抑感交织在一起，成为年轻人的“圣经”——-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早在60年代已经翻译成中文，为了等待我们这些“叛逆青年”的成长，老塞，塞林格先生似乎有意迟到了20年。这是多么聪明的迟到啊，他不仅等到新中国第一代反叛青年成大成人，也恰好等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期。王朔、苏童、王小波……可以说，有一大批当代作家或多或少受到过塞林格的影响。

　　但塞林格终究还是迟到了——在确认他去世的消息前，我还以为他最多只有70岁呢——不过，迟到似乎是他的老习惯了。终其一生，塞林格仅公开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集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一夜成名后，他很快就感到了“腻味”。就像霍尔顿想的那样，他搬出繁华热闹的纽约曼哈顿，在康沃尔一块90英亩的山坡上盖了一座大房子，“不再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有很长一段时间，翘首期待塞林格的消息成为美国文学界和新闻界不变的话题。在一道6尺多高的围栏背后，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多年写不出一个字，也有人说他只为自己而写，还有消息说他和10个禅宗和尚住在一起，表情阴郁，行为古怪……总之，这位“文坛隐士”越是想把自己藏起来，就越是成为大众注目的中心——这也是塞林格一生的悖论：他仅仅用几年时间就赢得了热切渴望的名望，却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摆脱它——这一点，他和少年成名的兰波何其相似。

　　无论如何，一切都结束了。这是2010年，不朽的霍尔顿·考菲尔德关心的那些事物已经陈旧，就连他那副熟悉的腔调也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当年的“叛逆青年”们同样大腹便便、青春不再，他们激烈反抗过的那个成人世界运转如故，除了工商局里多了一些用“麦田”“守望者”一类破字注册的公司。此时，他们中的一个正坐在桌前，疲惫，昏昏然，依然和现实格格不入，不知道应该为这个猝然的消息，还是为自己、为消逝的时间，为那些总有一天要胡乱团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的东西，感到一丝凄凉——亲爱的塞林格，请允许我最后一次引用你写在毕业校刊上的歌词：“你的伤感毫不可耻”——该死的，至少还有一点让人欣慰：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必逃跑了。□刘立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