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浦口求雨山，因为坐落着林散之、萧娴、高二适、胡小石四位杰出书法大师的纪念馆，被誉为“当代兰亭”，是书法家向往之圣地。
胡小石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在学界有着崇高的地位。
说到胡小石，学界都会提到一件憾事：他耗费毕生心血写就的《中国书学史》手稿，因在“文革”期间蹊跷失踪，而未能出版面世。
近日，胡小石弟子游寿一部书学史的手稿意外在南京出现，专家们发现这部手稿，记载的竟然是胡小石的关于中国书学史的授课内容，而且手稿中夹有胡小石大量的批注。
专家们如获至宝，这对“胡小石研究”，甚至对“还原遗失手稿”都有着重大意义。不仅如此，此手稿的出现，使得一桩已经沉寂数十年的跨世纪“学术抄袭案”浮出水面——著名学者、胡小石的弟子侯镜昶是否私拿胡小石手稿，并抄袭老师学术成果——有望得到证实或澄清。
南京收藏家得到游寿手稿
去年9月，一位收藏家找到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张蔚星，声称手头有件宝贝要他看一看。来人所称的宝贝，是一个由蝇头小楷书写成的近两百页的册子。“来人告诉我，据说这是游寿的真迹，让我帮忙鉴定真假。”
一听说可能是游寿的真迹，而且居然是厚厚一本，张蔚星心里暗自称奇。“游寿先生早年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求学，主攻考古和古文字，是著名国学大师胡小石的女弟子。研究生毕业后，游寿先生曾在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大学、中央图书馆工作，先后与梁思永、夏鼐、李济、董作宾、傅斯年等大学者共事。她的书法承袭李瑞清、胡小石一脉，主要以碑楷书为主，兼涉金文。作为碑派传人，游寿被赞誉为最后的殿军人物，在她之后，碑派一脉就几乎根绝了。她的作品可以说是绝世之宝。”
张蔚星细细阅读手稿，进行比对鉴定，“读手稿时，我吃惊地发现，内容居然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书学史。”这个发现让张蔚星狂喜，“我简直怀疑这就是胡小石先生的手稿。”
然而，一番鉴定后，张蔚星确定这本密密匝匝的手稿，的确是游寿的原稿。不仅如此，张蔚星在鉴定中还发现，手稿上很多圈圈点点的批注，竟然都是出自胡小石之手。
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为何由游寿执笔？据史料记载，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书稿已经在文革期间遗失了。“游寿的这本手稿，就是胡小石丢失的是那一个版本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张蔚星颇费了一番工夫。
他说：“我手中有很多书学史资料。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稿子的时候，立刻从家中近万册藏书中找出《书学》杂志。发现该杂志中发表的《中国书学史绪论》和该手稿的概论部分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又加了些例证。”所以，他判断这就是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
侯镜昶曾参与整理《中国书学史》
上世纪30年代，胡小石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楚辞》、《杜诗》等课。1934年9月金陵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班。金陵大学虽然是美国教会所办，但校长陈裕光是中国教育家，很支持办国学班。消息一出，有100多人报考，最后只录取10余人。其中就有曾昭燏（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游寿（书法家、考古学家，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徐复（语言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人。
而早在1925年，北京就创建了清华国学研究所，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知名学者任教。不同的是，清华国学研究所没有开设书史、书论课，金大的国学研究班，特邀胡小石讲授书学、金石学，算得上民国时期最高形式的书法教育课，而胡小石也当之无愧成为把传统书法带进教学的第一人。
除了胡小石，金大的国学研究班，还请了黄季刚讲经学；吴梅讲词；刘衡如讲《老子》。这些人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学者。胡小石因为开设书史书论课，自己编写了一本讲义。中央大学南迁重庆期间的1940年，胡小石将自己1934年的课堂讲义整理发表在《书学》杂志上，题目叫《中国书学史绪论》。
张蔚星介绍说，这部《中国书学史绪论》，是胡小石关于书学史论著，也可以看作是那份遗失了的《中国书学史》手稿的第一稿，两万字左右。新中国成立后，胡小石执教于南京大学，他一直想出版一本书学史著作。遗憾的是，直到1962年他因病去世，这本书始终未出版。
1962年，就在胡小石去世当年，为了弥补胡小石留下的遗憾，他的学生曾经整理他的手稿，打算出版。在整理手稿的学生中，曾昭燏做了大量的工作。张蔚星说：“据我所知，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委托曾昭燏整理胡先生手稿，曾昭燏前后为此花费一年多时间。有关这件事，她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去年我和同事曹清女士共同编《曾昭燏年谱》时，将这些内容择其要者收录了一部分。”
现代快报记者翻阅曾昭燏1962年间的日记，的确看到了不少关于此事的记载——
“5月26日，下午二时，到南京大学参加胡小石遗稿整理委员会会议。”
“7月16日，侯镜昶来院里商量整理胡小石《书学史》一事。”
“7月28日上午，为胡小石恤金事写信给陶白，下午，再为胡小石《书学史》制卡片。”
“8月18日，看海州西汉墓中新出土的漆器、铜镜。为胡小石《书学史》制卡片。”
“9月20日，为胡小石《书学史》作资料卡片。晚上，到南京饭店参加为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妮·苏加诺，所举行的筹备会。”
“11月1日，上午为胡小石《书学史》做资料卡片。下午，同宋伯胤查看南京博物院朝天宫库房，又看了已并为南博藏品的原江苏省博物馆的一批拓片。”
“11月9日，上午，将为胡小石《书学史》所做的卡片进行分类。”
“12月18日，侯镜昶来南博谈胡小石遗稿整理事。”
曾昭燏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遗稿是1964年2月19日。曾昭燏写道：“下午写信给《文物》编辑部寄胡小石‘书学史遗稿’。”
张蔚星推测：“从曾昭燏日记来看，1964年，经过学生整理后的这个《中国书学史》，应该是个完整版的《中国书学史》，并非像现在学界认为的那样，胡小石‘尚有《中国书学史》，未能完稿而卒。’”
“文革”期间，胡小石的原稿不翼而飞
尽管在去世前，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已经基本定稿。然而，遗憾的是见到胡小石手稿的人并不多。
“从曾昭燏的日记看，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曾昭燏见过，侯镜昶也见过。”张蔚星这样判断。
侯镜昶是胡小石的关门弟子，1951年考入南京大学，毕业后被胡小石收为研究生。1959年，侯镜昶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2年，胡小石去世后，侯镜昶与曾昭燏曾共同整理胡小石的遗稿。遗憾的是，1964年年初，曾昭燏将整理好的手稿邮寄到《文物》编辑部不久后，“文革”便开始了，在那种动乱局势下，书始终未得出版。1964年的12月22日，曾昭燏从灵谷寺的灵谷塔塔顶纵身一跃，结束了56岁的生命。
“文革”来临后，学术界一片死寂，据胡小石的外孙，今年61岁的谭雨孙回忆，“文革”中，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原稿和其他手稿，被保存在一个箱子里，放置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一封就是多年。
“文革”之后，学术禁锢渐渐松动。1978年，南京大学成立了胡小石文集编辑委员会。在当时的中文系资料室内，大家惊讶地发现，胡小石的教案、《中国古典文学》等书籍都在，但是他的《中国书学史》手稿却不见了。于是，有老师怀疑，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手稿一定是被人偷偷藏起来了。然而，是谁干的呢？大家心里却没有把握。
胡小石的外孙谭雨孙对这件事情还有印象。“我父亲曾为此事专门去询问侯镜昶先生，他是我外公的关门弟子，他和我们家的关系一向不错。侯先生告诉我父亲，‘文革’中，资料室受到冲击抢砸，胡先生的东西大概就是那时候被毁的。”
事情至此，本可以结束，然而后来，谭雨孙的父亲得知，胡先生的东西在文革中并没有遭到冲击毁坏。“这就有点奇怪了，我父亲又去问侯先生。侯先生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了。”
谭雨孙说，当时的南大校长匡亚明也曾出面处理此事，希望能找到胡小石《中国书学史》手稿。
手稿却始终下落不明，而此时曾昭燏已去世多年，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究竟是否完稿，如今又流落何处？一时间竟无人能说清。
1982年，胡小石的学生出版学术著作被疑抄袭
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手稿离奇失踪，成为一桩没有头绪的公案。然而，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
张蔚星说：“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侯镜昶的学术专著《书学论集》。这本书的出版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小石手稿离奇失踪，他的学生又出版了一本和失踪手稿内容相关的书。两相联系，有人怀疑——“文革”中丢失的胡小石《中国书学史》原稿，就是被他的关门弟子侯镜昶拿走了。然而，这种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时间，胡小石的研究者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侯镜昶拿了胡小石手稿，然后又以自己的名义把老师的东西发表了；一派认为，侯镜昶出书与胡小石手稿失踪，并没有直接关系。说侯镜昶藏了老师《中国书学史》的，并没有确凿证据。
虽然没有证据，但是侯镜昶抄袭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的说法不胫而走。关于这个说法，谭雨孙也多有耳闻。
“书学并不是侯先生最擅长的学问，可是他偏偏就出了这么一本非常专业的书，难免引起非议。而且，曾经有人称，‘文革’期间，在紧挨着南大校园的小粉桥，看到过一个收废品的人箩筐里挑着胡先生的手稿。当时，南大中文系有几位老师就住在小粉桥，侯先生也住在那里。这样一来，事情就更说不清了。”
作为胡小石的关门弟子，侯镜昶和胡小石的家人一向关系不错，然而这件没有坐实的“学术抄袭案”却为两家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谭雨孙说，“自那以后，我们两家的走动就渐渐少了。”
后来，侯镜昶离开南京大学中文系，前往浙江大学组建中文系。1987年，侯镜昶在杭州去世。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术抄袭案”渐渐沉寂。
侯镜昶《书学论集》与《书学史》极为相似
“文革”后，胡小石的家人、学生和研究者，为了找到胡小石的《中国书学史》原稿，煞费苦心。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所长庄天明告诉记者，为此他还特地找过文物出版社（注：即曾昭燏日记中提到的“《文物》编辑部”）的常务副社长，询问胡小石书稿的下落。对方以摇头作答。庄天明感叹，“‘文革’期间，这家单位曾被撤销过。上世纪60年代曾昭燏邮寄过去的胡小石手稿，早就不知所踪了。”
斯人已去，手稿失踪，所谓的“学术剽窃案”似乎可以就此画上句号。可是随着胡小石女弟子游寿手稿的被发现，这件已尘封数十年的旧事，近来又重新掀起了波澜。
张蔚星告诉记者，“看到游寿先生的手稿后，我立刻联想到那段著名的学术公案。或许，所有的疑点都能在这部手稿中得到澄清。”他请了胡小石健在的一位学生看了此稿，“老先生仔细阅读了影印的游寿手稿，确认这是游寿1934年，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读书期间，写的书学史课堂笔记。这本笔记，非常完整地记录了胡先生讲授的《中国书学史》课程。好学且才思敏捷的游寿，很得胡小石先生器重。当时，她和其他学生常常在胡小石家中学习。胡小石的大女儿胡令晖在回忆文章中就提到，游寿和曾昭燏为了便于求学，经常住在胡小石家，和胡令晖居住一室。胡小石在游寿的笔记上，做了多处补充和修改。这本‘课堂笔记’几乎可以等同于胡先生的原稿。”
张蔚星在他的藏书中找到了侯镜昶1982年出版的《书学论集》。把游寿抄录的《书学史》和侯镜昶的《书学论集》一对比，问题出来了。他发现，侯先生和胡先生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书学论集》几乎就是《书学史》的翻版。只不过，《书学史》是一部完整的史，是用文言文写就，《书学论集》则使用的是现代白话文，以论文合集的形式发表；《书学论集》增加了一些解放后出土的新资料，不过数量非常少；另外，二者的语境、表达方法都差不多，有的只是前后进行了调换。比如，《书学史》，以自己的老师李瑞清结束；而《书学论集》则以回忆胡小石结束，倒数第二篇则是论李瑞清书法的。
游寿手稿疑为收藏家“列兵”持有
游寿是胡小石早年执教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期间的弟子，她后半生移居黑龙江，执教于哈尔滨师范大学，1994年去世。游寿去世后，她的多幅作品被藏家收藏，视为珍品。这本厚达两百页的“书学史”手稿，藏家是如何得到的呢？从1934年到2009年漫长的岁月里，手稿到底被雪藏何处？
和记者一样，张蔚星对这些问题也充满了好奇，“可是，对方始终不肯透露。我们做书法鉴定的，有个规矩，只做鉴定，不问来处。别人不说，我也不好多问。”
无独有偶，在张蔚星见到游寿手稿时，南京一位收藏爱好者吴先生也看到了该手稿。他告诉记者：“我是理工科出身，2000年左右，机缘巧合看到了胡先生的东西，爱不释手。自此，我时时留意有关他的资料。”
去年下半年，他通过一位朋友辗转看到游寿先生的手稿，“我当时很激动，想把原稿买下来，但对方开价过高，没谈拢。现在，我手里只有影印版。至于藏家是谁，我也不知道，但基本可以断定，此人就在南京。”
藏家隐身，游寿手稿从何得来，也就无从知晓。记者在网络上搜索，试图找到些许线索，无意中进入了一个论坛，上面的一篇帖子引起记者关注。
这篇帖子是一位名叫“列兵”的网友所发，标题为《我收藏的一部游寿先生书稿〈书学史〉1934年著》。“列兵”称，这部《书学史》“以精美小楷写成，整部著作近四万字，一笔不苟，既是一部书学宏论，又是一篇游寿先生的书法精品，全稿单页近200页，也可能是游寿先生传世作品中绝有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存的孤品。据南京研究胡小石的学者考证，胡小石先生上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书学史》手稿自上世纪60年代遗失以来，自今未发现原稿，40多年过去了，已成为研究中国书学史的一大遗憾，尤其是碑学的研究，自此告一段落。游寿先生的这部手稿的发现，尤其是其中大量胡小石先生的批跋，及其中手稿部分段落与《南大学报》早期发表的胡小石先生《中国书学史绪论》基本相同，结论如何，期待有学之士讨论之”。
记者查看发帖时间，是2009年9月21日，与张蔚星、吴先生看到游寿手稿几乎同时。当记者把“列兵”的帖子内容告诉吴先生后，吴先生说：“列兵”是个收藏家，在圈子里很有名。不过，这帖子是他转发，还是原发，这就无法判断了。
《书学论集》与《书学史》部分相似之处
□清代临此者以何道州最佳，世间有何氏所临百通。何氏临汉碑，能得其精彩，以己意境变化之，不以貌似，氏学汉碑最力，世之学汉碑亦莫能出其右。
（游寿《书学史》）
■何绍基临汉碑，能去汉分面貌，取其神粹，自成一家，真正做到遗貌取神。这种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侯镜昶《书学论集》）
□近代杨岘山临《礼器》最有法度可观云。
（游寿《书学史》）
■《韩勅碑》碑阴用笔纵肆，近代杨岘学之闻名一时，其实不免有粗犷之风。
（侯镜昶《书学论集》）
是否抄袭
还得原稿说了算
无论游寿手稿的藏家是谁，毫无疑问，游寿这部书学史手稿重现，在学界的确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部相似度很高的著作，能否为疑团重重的“胡门抄袭案”盖棺定论呢？记者就此走访请教了诸多业内以及与此事相关的人士。受访人士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看来，若要真正揭开此事真相，有待于已经遗失了的胡小石《中国书学史》原稿被发现。
很难判断是否有意抄袭
“胡迷”吴先生告诉记者：“要说书学史，我是个外行，但我接触到不少研究胡小石的学者，他们都认为，当年侯镜昶先生的《书学论集》，就是抄袭了老师胡小石的。要知道，胡先生在中国书学史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唯独缺的就是一本专著。实际上，他的确有专著，然而，就是因为原稿莫名丢失，书却一直不能出版。是时候了，胡先生的研究成果，现在应该还给他了。”
谈及这桩跨世纪的学术公案，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所长庄天明给出了一个中肯的答案。
庄天明说，“我个人判断，上世纪80年代，胡小石手稿下落不明，而当时学界又亟需一本书学史方面的专著，于是侯镜昶就写了《书学论集》。但是，他的功底造诣毕竟不如胡小石，加上又跟随胡小石学习多年，并且曾经和曾昭燏一起整理过老师的遗稿，因此他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老师的观点。这是非常正常的。至于他是有意识地抄袭还是无意识地复制，这是这个很难评判。恐怕也是今后研究的课题。”
“偷书稿的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与吴先生所讲的观点不同，侯镜昶的好友、曾受教于胡小石的书法家孙洵，对所谓的“胡门抄袭案”有自己的看法。
“我那时候是鼓楼一家小医院的医生，因为给胡师母看病，结识了胡先生。我酷爱书法，就向胡老师请教，胡老师非常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虽然不是胡先生的正式弟子，但是他在南大的课，我是常常去听的，即使当个旁听生，也绝对受益匪浅。”
孙洵与胡小石的学生侯镜昶也非常熟悉：“我和侯先生是朋友，以我对他的了解，偷书稿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在孙洵的印象里，“侯兄这个人，虽说是江南人，但为人不太圆通，性格容易得罪人。他和系里的几位老先生关系似乎不大融洽。”
谢建华在1985年到1987年师从侯镜昶，在谈到侯镜昶《书学论集》风波时，她表示自己完全支持孙洵的观点：“我只跟侯先生学了两年，是小字辈，孙先生和侯先生很早以前就认识，他对他应该很了解。”
谢建华读书期间的专业是书法美学，她认为仅凭游先生的手稿，就断定侯先生抄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能找到胡先生原著，才可定论。”而且，以谢建华对老师的了解，他的水平写《书学论集》完全够了，“我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可以说，胡小石先生是对李瑞清先生的学术观点做了传承和补充，而侯先生又对胡先生做了传承和补充。”
“外公倘若在世，也不会苛责学生”
在谭雨孙的印象里，外公胡小石是个严谨的学者，“他早年师从沈子培先生，沈先生很严谨，他常说：‘嘉兴前辈学者非有真知灼见，不轻落笔，往往博洽群书，不著一字。’受沈先生影响，外公也是惜墨如金，从不轻易出书。民国期间，曾有学生把他课堂上讲的东西整理成文，上面还有错误未厘清，就直接拿去发表，提也不提老师的名字。对这种事情，他也不多苛责。”
除了治学严谨，胡小石性格中也有固执的一面，“比如，他因看不惯郭沫若未经严格考证，就大胆猜想的治学作风，曾经当面指出。1949年后，他本可以去北京教书，但因与郭沫若先生的这段小过节，终未能成行。”
至于侯镜昶是否抄袭胡小石，谭雨孙说：“即使学生真的抄袭，外公倘若在世，我想也不会苛责。”
□快报记者 白雁 胡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