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普通百姓着眼蝇头私利不顾社会发展大局，还是城市管理者不顾基层民众疾苦强征民脂民膏？站的角度不一样，肯定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但无论怎么说，一个给城市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主政者得不到应有的民意喝彩，多少反映出现有的政绩观和政绩评价体系有些问题。

　　“房价下跌最大受害者是老百姓”。谁敢说这样“混账”的话？

　　王国平说的。这位杭州前市委书记的话虽然引起全国性的争议，但没像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那句“房价上涨,是因为‘丈母娘需求’”来得有名。后者被骂得狗血喷头且被人肉得不轻。区别在于王国平是靠“卖地政绩”从网友那里得来“房地产书记”的雅号，顾云昌则被形容成行业里跑出的一个吃里爬外的“替罪羊”。但从坚定救市这个角度说，无论是王还是顾，“政府成了开发商的代言人”这个标签是如出一辙的，因而在百姓中的骂名没什么两样。但王挨骂似更有警示意义。

　　去年，在他主政杭州最后一年，杭州在入选由主流媒体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后不久，由网民投票选出的中国最具愤怒感城市中，它又赫然当选。两种完全相悖的评价竟如此巧合地落在一个城市头上，其主政者的功过是非该如何评说？其中蕴含的深意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

　　百姓骂是因为房价太高，穷人越来越买不起房；还在于房价涨得太快，让一些买得起房的人觉得亏了太多。高级一点的百姓还看清了土地财政的背后是政府出卖公共资源。据媒体披露，王国平主政杭州十年，房价狂飙突进涨幅10倍,目前市区均价已近2万元每平方米；2009年,杭州的土地出让金更达到破纪录的1200亿元,一举超越上海、北京等城市,高居全国第一。“几乎没有人否认,王国平主政的十年,正是杭州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这就是一个地方当政者的“双重政格”或者叫“政绩分裂”症候：一方面靠高额的土地收入和房地产税收投入城市建设，以公共事业的发展反哺民众，得到学政两界的赞誉；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趋利暴政，中低层消费人群感觉贫困加深，对“城市管理者”产生极大的不信任不认同，更遑论幸福体验了。突出的政绩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承认，众多的建树反而引发长时间的争议，这种两极评价在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被争议的官员大多不以为意，较少反躬自省。对他们来说，衡量政绩的风向标基本上不在民意这一方。

　　是普通百姓着眼蝇头私利不顾社会发展大局，还是城市管理者不顾基层民众疾苦强征民脂民膏？站的角度不一样，肯定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但无论怎么说，一个给城市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主政者得不到应有的民意喝彩，多少反映出现有的政绩观和政绩评价体系有些问题。不同的政绩观会带来不同的民意，民意的褒贬不一说明为政业绩向上流社会倾斜。就拿杭州城建来说，争议最大的那些个项目如休博园、西溪湿地还有差点上马的“迪拜复制”，都是花钱花得海了去的主，城市是光鲜漂亮得不行，可有谁是百姓们双手赞成又给民众带来眼前实惠的呢？对一些下岗工、外来农民工、贫困群众来说，马上住进一套属于自己的哪怕每人几平米的房子，才是最高利益。

　　在有关王国平的争议中,最大的无疑来自当地屡创新高的房价。有人认为这是以偏概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反正是一种平民狭隘；我要说，如果连生存底线的住房都不能为人民解决，其他再出色的政绩也黯然失色。

　　曹新平，江苏徐州市的市委书记。最近两年他在忙的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与有些执政者大搞马路建设、公园建设不同的是，曹新平亲力亲为当地的棚户区改造，并把它作为政府一号工程，为那些最下层的居民解决多少年没有解决的筒子楼、村中村问题。这是一件十分吃力不讨好的事儿：政府不但不赚钱还得掏钱，官员不但没好处还得费劲，扯皮拉筋的事儿特多，标新立异的面子工程看不见。更为奇怪的是，政府主动为拆迁户们成立了一个棚户区改造救助投诉中心。让百姓投诉自己，闻所未闻。这多少让那些视百姓自焚抗争为暴力抗法的同行惭愧。那么，徐州这样的动迁是否政府看中地块价值而进行的迁民进商呢？这是民心工程能否真正得民心的关键所在。事实是，2009年开工建设的15个总面积达180万平方米的安置房项目，解决了13个棚户区，地处徐州最好的地块，拥有最便捷的交通，最美的环境。若确如此，那政府的“亏”就吃大了。政府“吃亏”自然意味着百姓“得利”，能让百姓有好处的事儿还能没有民意支持吗？

　　这也是一种政绩观，一种由百姓认可的，以富民强市、政民和谐为目标的政绩观。

　　两种政绩观，说到底就是个谁优先的问题，是城优先，还是人优先；是在意政，还是在意绩；是官意为大，还是民意为天？比较起来，我们更喜欢哪一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