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巴中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干部每月回老家两三天，加强同父老乡亲的感情交流、工作联系，这种直系“官员必须联系群众”的正大主题，带着一番诚意，却也隐含着一些细节上的追问。

　　今日嘉宾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北大5学者”之一。

　　李文钊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所博士，《公共行政学》副主编。

　　主持人：以红头文件要求干部“回家看看”引起了一些争议，这种做法到底怎么样？

　　沈岿：在地方政府的指向上，要求干部一定要和家乡联系，不是非常必要。如何保证下乡就真正做到实效？其实是无法保证的。这样就很可能走向形式主义。何况，仅就这个通知而言，并没有评价标准。有的干部负责城市的工作，现在都让他们到农村去，和自己的本职就没有什么关系。

　　李文钊：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因为意识到“向下看”很重要。但法律和制度也好，通知也好，怎样保证它的执行力是关键。虽然不能有太大的期望，但是有这个制度总比没有好。而且总会有一些官员去照做，靠官员自我的道德，去联系群众。

　　主持人：官员的道德能靠得住吗？

　　李文钊：有了制度的保证，“回家联系群众”慢慢地就会成为一种职业习惯或抱负，或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关键要看针对的人群或范围是什么，如何加以监督。

　　主持人：“回家看看”看起来更像是干部的“私权”，现在红头文件却作了硬性规定。

　　沈岿：行政机关系统对内部还是有这个权利，命令内部成员做一些事，和不做一些事的，只要没有违反法律。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有没有有效的、合比例的关联性在，这些手段是不是能实现这些目标？假如这个目的是正当的，通过加强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就可能了解到民情，反映到工作当中，使这些干部在工作中更加关注民生，而实际上，问题在于，非要用这种手段实现这种目的不可吗？

　　主持人：我觉得，民众主要还是希望办事的时候能找到干部，就是这个低要求有时候都难以实现。

　　沈岿：从民众的角度而言，是希望政府干部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时多征求民意，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比如说在一些事务上以听证会的方式听取民意，由此体现行政程序的民主化。公众更多的还是要求公务员把自己的工作先做好。在这之外，红头文件发通知还是家长式的命令。

　　主持人：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李文钊：这恐怕还是基于节省交易成本的考虑，干部回家时就可以顺便做调查。

　　主持人：在政府内部，也有干部担忧会有领导干部趁机把项目、政策都集中到自己的家乡。

　　沈岿：除了手段容易走向形式主义外，会不会带来负面效果也是值得思考的，应当说，干部的裙带现象还是个别存在的。

　　李文钊：“回家看看”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个和我们的传统有关系，比如受地缘、血缘关系的影响。但只要做到公开就可以。不能因为有可能出现负面结果，就告别一个制度。对愿意为家乡办事的人，可以提供一个合法化的、制度化的渠道。

　　主持人 刘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