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地震过去10天，第八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营地内，各组队员借助对讲机互报平安，唯独一个声音不再响起。
政委李钦的对讲机与队员的对讲机不同，天线细细长长。无论什么时候，政委的对讲机总是开着。一旦外出执勤队员汇报情况，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政委的声音已然由对讲机传出。
防暴队员6天前在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团）总部大楼废墟中找到政委的遗体和对讲机。政委身体下，护卫着一名同事……
地震时，李钦用身体护住了最年长战友
海地首都太子港，防暴队营地内，16日上午，强烈地震发生后92个小时，对讲机发出声响。
“10时47分，发现两具贴在一起的遗体，上面一具疑似李钦。”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员张宏文在联海团总部救援现场冲着对讲机大声汇报，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听到这句话，营地内哭声一片。
“一根大梁重重压在政委左腰、左臀和左大腿上，”张宏文回忆道。“救援人员用吊车和钢绳把大梁向上吊起。看到政委怀中抱着一个人，一看就是在保护他。政委当时的姿势，历历在目。”
李钦，47岁。他的身体下，是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郭宝山，60岁，系8名中方遇难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地震于海地时间12日下午发生时，包括李钦和郭宝山在内，8名中方人员正与联海团团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赫迪·安纳比在联海团总部大楼4楼会面。
“我们政委确实会这样做，”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后勤分队Ａ小队汽车修理员兼驾驶员王铋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都想着别人。每位队员家里有什么亲戚，或有什么事情，他全都清清楚楚，对每一位队员都爱护有加。”
找到政委遗体那一刻以前，防暴队员们始终抱有信念，认定政委和战友一定还活着，所以一直不眠不休，在废墟上用锹铲，甚至用手挖……
地震后，战友担忧他们安全
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楼停车场，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瞬间，对讲机急呼。
“队员都安全吗？！都安全吗？！”
那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副队长杨天宇的声音。
杨天宇记得，地震前，“我就在联海团总部大楼楼下停车场，坐在前卫车副驾驶的位置，等政委下楼。当时我还在对讲机里跟队友说：‘差不多再有10分钟，政委他们应该就要下来了’。”
“这时，突然地震，车上下抖起来，抖得相当厉害。”
“我赶紧下车，抬头一看，眼前的联海团总部大楼正在左右摇晃。然后，地面狠狠震动了一下，联海团总部大楼整个‘砰’一下坍塌，大楼整体塌下去，重重砸在地上。”杨天宇说。
防暴队三分队九小队副小队长王业华同感，“那时候车晃动得特别厉害，就像被人用很大力气推一样。我跳下车，就听很大一声响，有点像爆炸……然后白烟冒起来。当时什么都看不到，全被灰尘覆盖，都是石灰，空气全是白色。”
呼叫完队员们，杨天宇说，“我们带着枪支，跑到坡上面，与上面的队员汇合。外面的队员全都在，但楼里的人却被埋在废墟内。”
“我们拼命往废墟上跑，”王亚华说。“那时候还有余震。我们自己的人被埋在下面，心里急得很。我们先跑到楼房大门原来的位置，但大门被石头堵住了。”
值勤官鲍梦琼：他总想把我们都平平安安带回去
焦急时刻，杨天宇发现，“石头缝里钻出一个人，是联海团民事警察行动处处长让·克劳德，法国人。他的办公室在一层。”
“然后，我们发现一名菲律宾籍女伤员。我们一些人把她抬到菲律宾营地，另一些人继续手脚并用往废墟上爬。”
杨天宇带着两三名队员冒着余震爬上废墟。
“一站到废墟上，我心都凉了。5楼、4楼、3楼全都挤扁在一起，一点空间都没有。我大叫：‘政委！政委！’我向队员喊：‘赶快拿手电！’那真是无计可施……我想用手电照，拿石头敲。”
即使地震多天后，杨天宇说起那一天的经历仍然神色焦虑：“我只听见里面有动静，知道脚底下有活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时候一静下来，脑海里全都是那些场景，”防暴队二分队五小队副小队长邓学海说，“那天在废墟，我知道政委他们就在我脚底下。但是，那些石头，就是搬不动。”
“坐在那堆废墟上，我流干了眼泪，”邓学海嘴角开始颤抖。“我抡起大锤，拼命敲，但人的力量实在太小……我想我怎么会这么没用。地震的时候，这房子怎么会这么脆弱，‘轰’一下全倒了；可为什么我们敲的时候，怎么敲也敲不开。”
那一天发生的一切，不堪回首，防暴队值勤官鲍梦琼流泪复述政委常向队员们说的那句话：“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带回去。”
汽修兼驾驶员王铋：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类似的话，防暴队值勤官王润泽听过：“他（政委）有一次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小娃娃，我一定要把你平平安安地送回你父母手中。”
王润泽现年26岁，记得“政委经常叫我‘小姑娘’、‘小娃娃’。他老说，你们这些小娃娃，可真叫人操心啊。又说，小娃娃，你可不能再减肥了。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常说谁又胖了一些，谁又瘦了一些；谁这两天又没跑步，谁跑了步，挺勤快的……”
汽修兼驾驶员王铋负责保养和维修8辆装甲车，2008年4月与李钦一同赴海地南部城市莱卡平暴。
王铋略显木讷，却很慨然：“只要跟政委在一起，去哪里我都不会怕。”
“出事那天，我给政委开车，”王铋说。“那天早上，他还和我开玩笑。他叫我把地上几个木箱搬走。当时我离他有点距离，没听见，后来旁边的人告诉我，我赶快过去。政委开玩笑说：‘叫你王铋你不答应，叫你王总你才答应’。”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领导，一点架子都没有，开朗得很。我是士官，没读过多少书，他叫我‘王总’，开玩笑说等他退休后，让我开一家汽修公司，他来给我打工。”
“他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情都倾注在我们队员身上，”防暴队一分队指导员李治全说，“从进太子港那天起，他（政委）的对讲机就没有关过。只要有一个队员在外面，他就要随时掌握队员在外面发生的一切。”
在李治全眼中，“政委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常说‘事不过夜’，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我们说政委你要休息，他开玩笑说，等我回国再睡。”
值勤官王润泽：政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信念，是防暴队的灵魂
如果没有前一天地震，第二天原本是第八支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接受“和平勋章”的大日子。授勋对维和警察防暴队员们而言，好比博士生戴上博士帽。第八支防暴队为授勋准备了一个月。
“政委最后一次和我说话是8日，”邓学海说，“那时我们正为授勋做准备，练刺杀操。我站在第一排，政委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吧。不要出错。这是我们中国防暴队最后一次接受授勋，不要给中国防暴队丢脸。’”
把脸埋在手掌中的邓学海回忆：“政委最后留给我的一句话是‘好好干吧’。”
谈及自己最后的记忆，李治全脸上呈现一抹淡淡的笑容：“9日凌晨3时左右，我和政委在营地咖啡屋聊天。政委搂着我的肩膀说：‘治全，我们走一下。’我记得那时候空气真好。”
“每走上10多米，我们就停一停，看一看。从咖啡屋到菜地，从菜地到营房，我们用了半个多小时，把整个营地走完一遍。他说，这8亩半营地是我们亲手建成，应该在营地每个角落都照两张照片。”
“政委说，我们的营地很漂亮，在各国驻海地维和部队、警察防暴队中最漂亮，没有哪个能与我们比，”说到这里，李治全抑制不住眼泪。
“为了这块营地，政委付出了无数心血……能感觉到他对营地有着无限的牵挂、无限的留恋，”李治全说，“我们会沿着他的精神干下去，把他交待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像他那样，把工作做到极致。”
“政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信念，”王润泽如此认定，“他是防暴队的灵魂。”
党琦 王沛（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