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假球和黑哨消灭了真实比赛，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真实的比赛似乎不再存在了。

　　南勇、杨一民，中国足球的两名“资深官员”，从被传接受调查，到证实已被传讯，再到被撤销职务，进展神速。这些只是外在的迹象，而南勇、杨一民具体涉嫌何事，调查进展如何，仍属侦办秘密。

　　从一些小俱乐部、小人物开始，中国足球黑幕逐渐揭开，至南勇、杨一民到案，总算有了一点紧抓不放的样子。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是否仍将有人“进去”，我们不知道中国足球十多年职业化进程中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是否都会被清算，而只能说，如果南勇和杨一民是预定的顶头，而十多年职业化进程中神神鬼鬼的东西不能全被清算，那么隐秘的污秽就会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天空埋设一些阴霾。

　　不知该如何解读中国足球乱状的意义，这是一个特殊的腐败领域，还是权力兑换利益、事业变身黑洞的一个普通剪影？

　　我们确实很少看到像足球这样全局性而又近乎公开地掠夺社会资源、蔑视社会反应、愚弄全体民众、操纵结果走向的领域。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假球和黑哨消灭了真实比赛，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真实的比赛似乎不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从单场比赛到年度结果，都在人们心目中定性为交易和操弄，从足协、俱乐部、教练到球员，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操盘手。比赛成了一种表演，人们的眼睛被派作新的用途，那就是为虚假的比赛作真实性见证，以使幕后交易变得合法。

　　就这样，中国的足球，国家管理的一个公共领域，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把头控制的山寨，大大小小的把头利益纠合而又有纷争，使人们见到“足球”二字，立即想到黑暗、混乱、内幕交易，而不是想到竞技的阳光、健康和纯净，更不会想到公共领域的开放、公平和秩序。这是一个全盘倾覆的领域。

　　也许，相对开放的舆论，促成了人们对事物本来状况的认识。足球与娱乐，大概有最开放的舆论。娱乐几乎是纯粹的私人生活，而足球不仅涉及到人们的个人兴趣，而且具有明显的公共生活特征。娱乐被搞成了什么样子，人们更多地只对明星个人产生意见；而足球被搞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就不只是对球员产生意见，而且要理所当然地去判断球队、俱乐部、足球协会等组织的作为。

　　体育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中国，这项社会事业不是运动员和足球协会的自治领域，而是国家权力高度介入的管理对象。哪怕是自治领域，社会仍然有权要求一项社会事业的阳光与公正，而作为权力管理的对象，人们更有理由据之判断权力的性状。这就是说，如果足协是真正的社会协会、自我管理领域，那么人们要求的是这一社会组织的合法与规范；如果足协是公权力的管理领域，那么人们就必然由此去映射国家权力体制的好坏。

　　十足的悲剧，或许也是十足的必然，中国足球在权力深深介入之下，变成了一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演示场。足协其实是国家体育的“足球管理中心”，其主席已经被俗称为“掌门”，阎掌门、谢掌门、南掌门，掌来掌去，如同“帮会”一样。掌门并不受俱乐部的制约，也不会有球员工会与之抗争，足球管理中心或者足协，奇怪的一身二任，却又是常见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亦官亦民，亦管理者亦市场主体，既是权力场又不处社会关键位置，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边缘圈子。这个圈子既完全依照权力规则运行，又比中心权力领域更容易不被作为权力看待，从而方便地游离于官场与市场之间。

　　正是因为足坛未被视为正式的官场，这才有舆论的相对开放，从而也使人们很早就看到其间的混乱。但也正是因为它未被视为正式的官场，而只被看作是一个行业风气问题，从而使病状肆无忌惮地展现。一个公然招摇的腐败领域就此出现在人们面前。

　　如果舆论公开能够更加充分一些，那么人们将发现更多领域的整体性混乱。所以，我们还很难说足球的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我们只能说，舆论的公开，可以使人们发现社会的真实，但社会状况并非舆论所制造，也非舆论就可以改变。足球问题有舆论反应，但如果一种权力不受约束，那它是不会从根本上在意舆论的，这就是“舆论监督”的限度。

　　足球黑幕当然要一揭到底。但客观说，一场足球健康化运动也只能用于迅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足以使未来不重复历史。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