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敢说话”虽然受到个性的推动，可是在这个民主政治建设加速的时代，如果没有代表委员的主体意识，没有为政者虚怀若谷的民主自觉，没有人大政协组织营造的议政环境，这种个性也难以发挥效用。

　　我们展望的新时代，必是代表委员沟通民众面对面，监督政府无障碍的长远规制。

　　两会民主氛围越来越浓厚，代表委员们越来越“敢说话”，这是采访南京两会的记者共同的感受。

　　按照法定权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敢于说真话，敢于批评政府，听取民意，反映民情应成常态，然而不可否认，代表、委员敢言，近年来虽时有见闻，但形成密集现象实不多见。“敢言”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个新鲜事。近年来，全国两会和一些地方两会带了一个好头，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甚至批评行政部门的声音比过去响亮了，话题更大胆了。2008年的广州市两会，在政协举行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大会即席发言的3个小时内，有17名委员“抢”到了话筒；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来自江苏南京的宋林飞委员质问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肯定。

　　今年，我们从南京市两会上看到了同样风采的代表、委员。

　　南京市政协委员邢尚秀直批政府在中山东路“花木栏”建设问题上决策随意。邢尚秀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市政工程的决策太随意了！决策难道不需要认真论证吗？”这样随意决策的结果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市民不满也是理所当然的。邢尚秀建议，市政工程在决策时应充分论证，也应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不能这么随意而行。南京市人大代表陈淑英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直言：南京200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000多元，社会各阶层收入都在增加，但是月最低工资标准却只有850元，还要缴纳160元社保，并且已经持续了两年，最低工资该涨涨了！陈代表认为，收入分配的差距明显拉大，基本生活费也水涨船高，低收入人群难以维持生计。

　　政府决策难免有失误之处，定性“太随意”，是否严厉了点？其实不然，委员就事论事，不留情面，正是对政府总体决策科学化的促进；社会问题难免有疏漏之处，直言“该涨了”，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利益的体现。“开口”，是代表、委员之天职，“说话”是代表、委员之本分。怎么说，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很重要。从举手事大说话事小到开腔，这是进步；从开腔，到敢于面对焦点问题直言，这是大进步，民众最期盼。敢说话是正理，不敢说话才是怪现状。

　　但是“敢说话”非无源之水。换句话说，“敢说话”，不是想敢就敢的。

　　今天我们关注代表、委员的敢言现象，应当脱离单纯分析敢言者个性的习惯，而专注于研究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和放之于整个时代均不会过时的内在规律。

　　笔者认为，“敢说话”虽然受到个性的推动，可是在这个民主政治建设加速的时代，如果没有代表委员的主体意识，没有为政者虚怀若谷的民主自觉，没有人大政协组织营造的议政环境，这种个性也难以发挥效用。第一次担任南京市人大代表的代市长季建业，带了一个敢说话、说真话的好头。在和其他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他说，对于房价的非理性上涨，要一步步解决；对于低收入者，政府应尽量做到应保尽保。“非理性上涨”这个词，民众并不陌生，而出于人大代表季建业之口，既显出一种警醒意味，也显出一种直言胆识。更重要的是，他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市府主官，直陈行政积弊，对其他基层代表的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敢说话”除了民主氛围的推动外，还需要扎扎实实的调查摸底工作。以季建业为例，他在就房价问题发表看法前，进行了一次实地探访：“前不久，我去下关那边看了看，发现一些百姓的住房比我想象中困难得多。四五个人挤在八九平米的房子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除了两张床，人就只能贴着墙站了。”如果做人大代表，不了解民情民意，不与民众共呼吸、共命运，能说准话、看准问题吗？而政协委员邢尚秀在提交加强停车场管理的建议前，花了足足半年的时间去调研，并亲自拍下现场照片来佐证。如果不了解骑车人的喜怒哀乐，不了解集聚在表象下的民意，这种建议还能如此直奔主题、切中肯綮吗？

　　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情民意的沟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果不敢说话或只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能帮助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吗？能帮助政府搞好社会管理吗？只有民意的“上升”通道因为代表委员的直言打开，民主政治的建设才能升温，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健康，社会发展的步伐才会加快。

　　不应忽视的是，代表和委员敢说话、敢质疑、敢辩论的“生动政治局面”，与政府乐见民意善待批评的开明执政理念相呼应。代表和委员说了白说，或者说了反而引起非正常反应的情况如果不改变，说再多的话，再多的人说话，说话的人再敢说，也是白搭。我们展望的新时代，必是代表委员沟通民众面对面，监督政府无障碍的长远规制。

　　南京两会的敢言现象，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