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在提高烟草税的基础上相应上调卷烟价格，税价联动，才能在保持财政增长的同时减少烟草危害，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利益——胡鞍钢

　　2009年5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烟草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将甲类卷烟的从价税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为56%；乙类卷烟的从价税税率由原来的30%调整到36%，卷烟批发环节还加征了一道从价税，税率为批发价的5%。半年多过去了，烟草利税收入大幅上升，可烟草价格却无明显上涨，甚至整体还有下滑，这愁煞了公共卫生专家和控烟人士。“税动价不动，控烟难成功。”胡鞍钢指出，提高烟草税会损害国民经济是一个拙劣的谎言。

　　烟草税收效应

　　2009年，除了中国之外，乌克兰、冰岛、希腊、泰国等都提高了烟草税率。美国更是将烟草税从每包39美分提高到1.01美元，作出历史上最大幅度的调整。国际科学研究表明，烟草价格提高10%，高收入国家总体卷烟消费就会减少约4%，发展中国家总体卷烟消费则会减少8%。因此，提高烟草税和烟草制品价格被认为是鼓励烟草使用者戒烟的办法。控烟人士一直呼吁中国政府能有所行动。

　　

　　李淑珊（无烟草青少年运动中国项目主任）：和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人非常熟悉烟草税。因为美国的州政府只要缺钱，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烟草企业，民众的支持率也是最高的。烟草的原罪性质决定了人们的态度，而烟草税的可预测性和正外部性也促使政府做加税选择。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调整烟草税。之前，全国财政收入经历了连续7个月的同比负增长，政府选择这个时机出台调整烟草产品消费税的政策，显然是有着缓解财政压力的意图。

　　吴宜群（新探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人们期待的控烟效果并没显现。据市场反应，烟草税调整后，除个别高档香烟提价(如珍品中华烟)，绝大多数烟草产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并未改变。换句话说，新政未能对烟民造成更重的经济压力。烟民缺少戒烟或少吸的动力，烟草税的提高也就无法达到降低吸烟率的目的。

　　杨功焕（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中国的调税方案仅仅调高了高价烟的税率，对低价烟没有大动作，甚至还有部分下降。这大大削弱了控烟的效果。新税率对控烟而言只是个空心汤圆。

　　分类定税阴谋

　　按照《烟草专卖法》的规定，中国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下的专卖制度，从烟草的种植、收购到烟草的生产、销售都实行“一条龙”管理。这种体制被认为决定了烟草行业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烟草税在中国的蹊跷命运。

　　

　　吴宜群：政企合一的国家专卖制度，一方面使烟企获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并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另一方面使烟企能够享受到政治权力带来的裨益。为什么中国烟草能够税升价不涨？烟企得到的是暴利，有足够的财力消化；为什么中国烟税可以只调高价部分？最大的烟企——烟草公司实际上也是政府部门烟草专卖局的另一个牌子。

　　在我国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时，国家烟草总公司就公开宣称过各种应对之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用高价烟得到的利润补贴低价烟，使低价烟的价格维持稳定，进而保持行业生命线——烟民的增加，至少是不减少。

　　为什么2009年烟草税上调分甲乙两类，同时还调整了甲乙两类的标准。这样不仅满足了政府的财政需要，也最大限度地维持了烟民消费的稳定，保护了烟草行业的生命线。将甲乙类卷烟分界线从50元提高到70元，并以此设定税率，本身就是一场阴谋。

　　呼吁政府提价

　　胡鞍钢相信经济手段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日前，他上书国务院称，不管出于保护人们健康的目的，还是出于履行国际公约的需要，都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政策措施来控烟。胡鞍钢建议的措施是，烟草税上提，也要保证烟草价格随之上涨。即税价要联动。

　　

　　胡鞍钢：在中国，税收、价格等手段是有效的控烟策略，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税价联动，单纯调整税收难以达到控烟目的。实现“以税控烟”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是增加的税收能够反映到价格上，第二个是消费者对卷烟价格的敏感性较高。这两个条件在2009年调税中都不具备，控烟效果不彰也在情理之中。

　　在烟草专卖体制下，政府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提高烟草产品价格，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调价除了遵循从量原则之外，还应与此次消费税(从价税)的调整相关联，即“税价挂钩”，以保持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提价后，应增加卷烟行业(工商企业)的利润上缴额度，将新增利润直接上缴到中央财政，用于支持控烟和其他健康卫生事业。

　　尽管中国此次提高了烟草税率，综合计算将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例由40%提高到了48.7%，但还有很大的提税空间。建议政府到2012年将烟草税负提高到65%；并建立“税价联动”机制，使税率的提高反映到价格上，达到控烟的目的。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