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则变化无定的近代中国股市，早期的股民们怀揣淘金梦纷至沓来。有门路的人空手套白狼，把股价炒得奇高，买进卖出牟取暴利。而一旦盘面崩坏，则会出现好几年的沉寂。这些涌入股市的各色人等，有远道而来的外国投机商，也不乏国内的高官巨富，亦有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军政界要人。他们的搏杀，使得原本就跌宕起伏的股市，又生出几场血雨腥风……
●股市有风险，看看投机外商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的
●蒋介石曾经做过股票经纪人
●苏区政府80年前就已经发行股票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开始对股市里的投机倒把行为“下刀” 资料图片
1883年，股票危机拖垮上海滩占地三千多亩的地产大鳄
1883年的上海，一个叫徐润的商人正踌躇满志进军房地产业。这一年，徐润囤积的土地已达到3200余亩，当之无愧成为上海滩的“地产大王”。然而，鲜有人知的是，此时的他实际囊中羞涩，缺乏开发资金。融资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颇有能量的徐润经多方奔走，从钱庄等处筹集到社会资金252万余两。正在徐润准备大展宏图时，一场金融危机正悄然袭来。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源于一家钱庄的倒闭。而这家钱庄的倒闭，则和当时股票的畸形繁荣有关。
自1882年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成功募集股票后，其他矿务局纷纷效仿，发行股票。由于这些股票多有官方背景，加之之前出售股票的开平矿务局与轮船招商局经营得颇为成功，使得人们对“官方股”信心十足。新股一旦发行，大家争相购买，股票价格也因此扶摇直上。
股票价格一再超高，上海钱庄对投资者更是乐得有借必应。投资者将股票相互抵押，各商户、钱庄都收进了大量的股票作抵押。由于钱庄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资金不足，因此钱庄又转而向外国银行拆借。与此同时，中小工商业主都将钱庄作为主要融资对象，股票成了他们的主要抵押资产。
好景不长，1883年1月12日，上海有名的老字号金嘉记丝栈因亏损56万两巨款而倒闭。于是放款给它的40家钱庄纷纷紧缩贷款，停放新贷，收回旧贷。此时正值年关，钱庄停贷使得商户无处借款，周转不灵，纷纷倒闭；20多家商户的倒闭使得钱庄150万两银子无法收回，钱庄支撑不住，数十家顷刻之间倒闭。到2月中旬，上海99家钱庄中已有44家停业。众多商户和钱庄只能抛售股票，而市场上又无资金承接，导致股价大跌。
梦想建立房地产帝国的徐润，因房地产无人接手，自己抵押给钱庄的股票又暴跌，四面受困的他几欲跳江自杀。
上海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迅速向沿江、沿海及内陆城市蔓延。京津、金陵、苏州、杭州、广州、汉口等城市相继发生钱庄倒闭危机，物价暴跌。一时间，半壁江山陷入经济大萧条。
1910年，90多两白银一股的橡胶股票顷刻成了废纸
1883年以后，上海的钱庄经过多年努力，1905年时达到115家之多。然而，1910年，突如其来的“黑色星期五”又给了它们当头一击。当代著名学者赵朴初的舅舅、时任上海租界会审公堂大审官的关炯之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在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方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7月份的一天，星期五，股票开始下跌。大家对这倒运的星期五都大意了。没办法，热情过分了，昏了。第二天星期六，只有上午行市，又跌……次日星期天，无市。不料从星期一一开盘起就天天剧烈朝下跌……我还算溜得早了一脚，以每股2两卖出。大多数人根本挤不进股市。股票成了废纸。
关炯之回忆里提到的，正是中国股票史上著名的“橡皮股票风潮”，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所谓橡皮股票风潮，简言之，就是因购买橡皮公司股票而引发的一次金融风潮。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称种植橡胶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为橡皮股。从20世纪初开始，因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轮胎需要大量橡胶，世界市场上的橡胶销售急剧扩大，价格一路攀升。居住在上海的英国投机商麦边，跟风大肆宣传吸引上海人购买他经营的蓝格志公司的橡胶股。麦边的鼓吹和宣传，使得股民深信：只要购到橡皮股票，就等于发财。大批有钱人纷纷投资橡皮股，哄抬的结果是，票面100的蓝格志橡胶股，被哄抬到超过股票面额的二十六七倍。
1910年初，瞅准时机的麦边卷款离开上海，杳无音信。老板跑了，传说中万里之遥的橡胶树种植园根本无从考实。与此同时，兜售橡皮股票的其他外国商人，也都玩起了人间蒸发。橡皮股价格一泻千里，上海的各家外国银行也一律宣布不再做橡皮股票押款，已做的要催还。市场一片人心惶惶，被卷入这场风潮的上海钱庄纷纷倒闭。当铺、银楼、商店，也一排排倒闭。
上海的钱庄倒闭了，“洋大人”们不开心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放出的贷款将无法收回。最后，清政府委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马，向多家外国银行借银款350万两，才最终平息了这场风暴。
1922年，老股民蒋介石由百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自己的政权交易所，股票市场上云集了来自各方的投机者。在这些人中，有个叫做“蒋伟记”的，他的身份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陈果夫和戴季陶。
蒋伟记等三人作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实际上是为一家牌号叫“恒泰号”的经纪机构工作。恒泰号的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
恒泰号股东共有十七人，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其中“蒋伟记”的名下没有盖章，只签了“中正”二字。无论“蒋伟记”还是“蒋中正”，实际上都是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一门心思地想多赚点钱。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之前不久，他还和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合办了“协进社”。“协进社”有股票3万股，他们分给其他社员1.5万股，三人留下1.5万股。开始时，股价每股30元左右，后来涨到50、80、120、160、200多元。
就在蒋介石等人心花怒放时，到了1921年年底，许多交易所骤然间纷纷倒闭，爆发了经济史上的“信交风潮。”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变为废纸。蒋介石也由原来的百万富翁，迅速变成了穷光蛋。在朋友的帮助下，蒋介石带着所剩不多的钱，取道广东，寻找新的发迹机会，最后“从戎”。
好好的交易所为何突然就倒闭了呢？原来，就在1920年前后，上海掀起了一股交易所热，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一下子冒出150多家证券交易所、物品交易所和信托公司。他们的额定资本总额竟达到20亿元的天文数字。这20亿元额定资本即使一开始只实收十分之一，即2亿元，也是上海的金融能力所承受不了的。这种虚假的信用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所以必须要以大波动的形式将其泡沫抹去。因此，1921年风潮中，150多家交易所中的大多数又齐刷刷地关门。
回头再看这150多家机构中，在北京政府农商部登记立案的只有10家，其他有两家在沪军使署立案，16家在法领署立案，17家在西班牙领署立案，1家在意大利领署立案，2家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堂立案，4家在美国政府立案，而大多数则登记立案的手续都没有办过。政府完全游离于金融机构的各种行为之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国营事业股票无人问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完善证券市场。1947年，国民政府决定发行国营事业股票，出售国营事业单位。2月17日，方案公布的当天，股市人心受到刺激和鼓舞，投资者对股市预期信心百倍。新买者不顾一切疯狂买入，开盘即见高潮。此后连续14个星期，上海股市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1948年9月10日，五家国营事业单位首批股票发行。和最初预期相去甚远的是，首批发行股票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各家国营单位的资产、组织与业务等情况未在股票发行前公布，投资者心存疑虑；而且当时的证券市场正因币值改革而停市，短期恢复无望，投资者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当时正在发行短期国库券，国库券为期一月，满一月就可以兑换，投资者更看好。另外，此时正值国共双方交战，国民党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权岌岌可危，一般人轻易不敢投资。
1949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营业之前，行政院指定增加4家国营事业股票上市买卖，然而股票销售冷清依旧。直到2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营业，实际上市开拍的国营事业股票，只有一只。同年5月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再次停业时，仍旧只有一只国营事业股票，而且几乎没有成交量。
为了挽救危机而发行的国营事业股票，最终以失败收场。而在这次股票发行期间，政府和官僚以及大资本家之间的博弈和争斗，也显露无遗。
1948年，政府财政秘书泄密股市套利被蒋经国治罪丢了性命
1948年8月19日，也就是五家国营事业单位首批股票发行之前，38岁的蒋经国走马上任行政院下属经济管制委员会上海区副督导员的职位。蒋经国非常清楚自己身上的担子——能否整顿好大上海的金融秩序，在此一搏。
8月2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值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价格上涨得很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果然，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将改革的矛头直指这些“扰乱金融市场的人”。第一个落马的是一位政府官员——政府部的财政秘书陶启明。陶在政府币值改革法令公布之前，让老婆星夜赶往上海，串通上海商人，在证券交易所关闭前抛售股票。企图牟取暴利的陶启明，因泄露政府机密，被蒋经国治罪，丢了性命。此后，因违反经济管制条例而入狱的多达六十几人。其中，最引起轰动的是杜维屏案件。
杜维屏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经纪人，平时一贯胡作非为。这次，面对政府整治，他仍旧不当一回事。结果，一次当他在证券交易所抛售股票时，被人报知蒋经国。蒋经国铁面无私，当即以“连续在非交易场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给杜维屏判刑六个月。
杜维屏案发时，杜月笙表面上无动于衷，支持蒋经国，然而私底下，他立刻就找到了教训蒋经国的机会。一次，在蒋经国召开的各行业巨头会议上，杜月笙点名孔令侃（注：孔令侃是宋霭龄的儿子，宋美龄的外甥）。称他经营的扬子公司囤积居奇，违反经济管制条例。随后，蒋经国组织军警搜查扬子公司，发现杜月笙所说属实。一时间新闻引爆，国人都对蒋经国拭目以待，看他究竟如何管制自家的皇亲国戚。
蒋经国这边摩拳擦掌，孔令侃那边也毫不惊慌，即刻搬来姨妈宋美龄。宋美龄又搬来蒋介石。闹得沸沸扬扬的“扬子公司”案随即不了了之。孔令侃没事了，蒋经国在上海的威风也扫地了。不久后，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经济管制以失败收场。
链接
苏区军民
山沟沟里玩股票
一张珍贵的苏区股票 资料图片
鲜为人知的是，苏区政府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就已经发行了股票。
1928年10月，赣西南苏区的吉安县东固区党组织率先创建了红色政权首家金融机构——东固平民银行。紧接着，赣东北苏区的十几家银行，也相继建成开业。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宣告成立，苏区各地银行相应地成为其分支机构。这些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公债之外，也发行银行股票。
吉安县东固区于1928年10月依靠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资，率先创办了中央苏区首家消费合作社——东固消费合作社。到1934年3月，苏区境内已建起1140个消费合作社，基本上实现了一乡一社，拥有社员29.6万人、股金32.25万元。
消费合作社以“保证军需开用，支援革命战争”为己任，积极发行各种债券和股票，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一支反奸商、平物价、援战争的经济“偏师”。
（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李玉教授对本文的支持）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