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刊发社论，披露来自中国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至少70篇论文是伪造的，决定撤销。
《晶体学报》这一国际学术期刊随之进入公众视线。媒体发现，井冈山大学教师之所以如此热衷在这份期刊上伪造论文，是因为这份期刊为SCI所收录。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翻译成中文为“科学引文索引”。能被SCI收录的期刊，其学术质量一般都较高。而能在这一期刊上发表论文，则是国内高校评定职称和博士毕业的重要依据。
把SCI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的做法，为南京大学首创。这个出发点善意的行为，为何最终走向尴尬？SCI该何去何从，中国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又该如何建立？
这一系列问题，恰恰指向中国教育制度本身。
□快报记者 谢静娴 朱俊骏
教授篇
“没有SCI论文，科研基金想都别想”
“从读博开始，我的命运似乎就和SCI联系在一起了。”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博导兼教授黄新（化名）叹了口气。
如果发不出SCI论文，会有什么后果？
“那怎么行？”黄新条件反射般地回了一句。
“如果一篇发不出，肯定就申请不到科研基金了。”他解释，在申请基金时，其中就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那就是SCI论文的发表情况。在填写申请表时，必须写上原有工作基础，而此前发表的SCI论文便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发不出SCI论文，那博导就惨了。“基金项目拿不到，没法继续给学生发工资。科研没法继续，想再招学生也不可能。搞不好，这个研究小组就要垮台。”每年能发表多少篇SCI论文、质量如何，这成为黄新每年的头等大事。
“SCI牵扯了我们太多的精力。”他举例说，每个研究领域都会有高尖端、难攻克的难题，但很多教授和博导都不敢去挑战——问题就出在SCI论文上。一旦进入这一领域，很可能好几年都没进展，更别提发表论文了。
“就算不考虑我们自己，也得为学生想想啊。”黄新无奈表示，如果学生没有SCI论文，压根毕不了业。
博士篇
“五年了，我还差一篇SCI论文”
如果倒回五年，林星（化名）说，他肯定不会选择读博。这个博士，他读了五年了。因为还差一篇SCI论文，现在还毕不了业。“我是脱产读博，工作没着落，老婆也没着落，压力实在太大了。”年过三十的林星，白发已在两鬓扎根。
林星是南京一所名牌高校的在读博士生，本该两年前就毕业了，可至今还在为论文纠结。“学校规定，博士必须以第一作者发两篇SCI论文，否则不给毕业。”一进校，脱产读博的他就没敢放松。他确定了一个研究方向，做了大量实验。两年后文章快结尾了，可有一天发现别人抢先将论文发了出来。“那一刻简直天崩地裂，这可是我两年的心血啊。”林星只能调整研究方向。林星后来发现，自己并非唯一倒霉蛋。
又花费了一年多的心血，林星的论文经两次修改后终于刊发。“太不容易了，单修改周期就耗费大半年。”
可是，林星的第二篇论文怎么也出不来。“可能岁数大了。”到了第五年，因没有第二篇论文他还没毕业。按规定，如果读博八年还毕不了业就得退学。
林星透露了一个数字，一般情况下，各高校几乎有一半左右的博士都会延期毕业，主因就是发表论文不够。“耗的时间越长，感觉压力越大。”林星说，博士没有医疗保险，住宿费还要按天计算。
前不久，林星参加了一场硕士生同学聚会。工作几年后的同学在事业上都小有成就，开着车、带着老婆孩子。可他至今还是个在读的穷博士：“早知道硕士毕业就直接工作了。”
董健：没想到会变现在这样
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董健教授讲述SCI的前世今生
董健出去开会，总会有教育界人士跟他半开玩笑：“董教授啊，你们南大是SCI的始作俑者，你看看它现在成了啥样子。”
董健会笑笑，“开始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董健是南京大学原副校长，SCI评价体系建立之初，正是在董健任内。
“这是整个中国教育体制的悲哀。”董健说。
受刺激的南大推出SCI
“教育有问题。问题不在教育。教育出问题是一个民族最大的问题。”
一个暖冬上午，董健坐在书房沙发上。这个74岁的老人，以敢于直言著称。在他看来，当时南京大学引进SCI学术评价体系，正是对当时不正常教育体系的反击。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匡亚明时任南大校长。这位受人尊崇的老校长联合一批大学校长，给中央写信，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确立5所重点大学，由中央出资，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这封信受到中央重视并很快落实。但让南大深受打击的是，最后确立的名单中，却没有南大的名字。“当时中央考虑到地域方面的因素。”董健回忆说，华东地区已经有复旦大学入选，所以中央最终没有把南大纳入。
落选让南大深受刺激。“以后，南大还有什么优势，让我们可以与其他大学竞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每个南大人都在自问。
只有SCI不需要托关系
时任南大物理系系主任的龚昌德（后龚德昌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随后提出一个观点：搞基础研究，就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要有SCI论文，要以此作为衡量物理系教师科研成果和水平的标准。这个想法，得到时任南大校长曲钦岳的支持，“要在科学论文的发表上体现我们南大的优势。”
SCI是美国费城科技情报研究所《科学论文索引》的简称，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对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SCI收录论文数和它所统计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当时的南大领导看来，只有SCI，才是矫正学风的唯一办法，因为SCI没亲戚熟人，托不了关系。
在SCI体系中，南京大学终于找到了自尊。据《人民日报》2000年9月19日报道，南京大学从1992年起到1998年，SCI论文在中国大陆所有高校中连续7年雄居榜首；论文被引用数，从1994年起到1998年，连续5年担当“领头羊”；SCI论文10年总数也是稳坐“头把交椅”。
学术量化会酿恶果
“当时，大学知识分子心态都非常正，所有科研论文都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取的，这是SCI能取得正面效果的主因。”董健回忆。当时，南京大学通过SCI体系，推出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龚德昌、吴培亨、陆谈等。但从1992年开始，SCI出现转折。
“这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有关。”董健分析认为，从1992年至1999年，应属于SCI逐渐恶化阶段。南大推出SCI体系后，北大、清华也相继推出SCI学术评价体系，最终，中国教育部“照单全收”，把SCI纳入对中国大陆所有大学的考核中来。
“一旦对学术量化，就会酿出恶果。”董健认为，教育部现在有一套完整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如一名教授该出多少本书，发多少篇论文，一个博士生又该发多少篇论文。只要够得上数量标准，教授等头衔就能授予你。
所以，董健特别怀念以前的学术氛围。董健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是南大学位评审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有位教授想要申报博导资格，拿出一大叠书，评审团专家一看，这些书全是教材，学术质量不高，于是予以否决。
“但现在，人家出的书比你多，发的论文比你多，根据当前的评价标准，别人的学术水平就要比你高。”董健说。
SCI成了对老师的压迫
“如果说，SCI在上世纪80年代能促进学术水平的提高，那么现在，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老师和研究生的压迫。”董健说。
有学校不但把SCI作为评定职称和能否毕业的标准，还直接与经济效益挂钩。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一些教师或研究生就会铤而走险，造假、剽窃……
井冈山大学的造假事件在全国并非个例，南京也多次发生教授剽窃论文的事件。其中，南京某大学教授原本是可以去参评院士的，但被同事揭发论文造假，院士资格因此被取消。
就在不久前，在南京大学的校报上，刊发了一位老先生的文章，呼吁要整顿学术之风。“他是有所指的。”董健说。
董健把2000年至今的SCI论文称之为“恶化阶段”。在董健看来，除非更改评价标准，否则无药可救。“现在的教育部，不是大学，却在办大学。有一句话在教育界很流行，所谓‘全国大学1000所，其实就教育部一所大学’。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也就是所谓的评价体系：哪个大学好，哪个教授好，不是由群众说了算，也不是由学生说了算，更不是由学校自己说了算，而是由教育部说了算。现在，大学领导唯教育部是瞻，唯评价体系是瞻。每年年底，教育部前来评审，大学领导就会战战兢兢。通过评审后，又会沾沾自喜。这种体制下，就会形成‘大学官僚化’。前一段时间，南京一所大学招聘一个处级干部，竟然引来100多名教授报名。如此热衷当官，学术怎么正常？”董健反问。
正如“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所再三强调的那样：“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检索的。”加菲尔德博士说，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但它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
一组数据也为董健的观点做了注脚：2008年度，中国SCI论文数首次突破10万篇，总数为11.67万篇，较2007年增加2万多篇，占世界份额的9.8％，位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超越英、德、日等国家。但从引用情况看，中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与世界平均值10.06次相比，只有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