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一种可贵的生产力，一种不可多得的社会政治资源，公民只有充分享有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生活，并对社会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知情权，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所在缺乏清醒的认识，就容易对政府决策产生怀疑、抵触，放弃公共责任。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我国80%的有用信息都由政府部门掌握，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这些信息往往被封锁在政府机关，民间很难得到了解和利用，所以，公民不是不愿知情负责，而是无法知情尽责。

　　说起知情权，百姓往往气不打一处来。本来这是一种权利，党中央国务院在报告中和条例里反复强调过，但到了地方，知情权要么成了机关们的一种“信息赏赐”，要么像挤牙膏一样，施压后由有关部门不情愿地还“情”于民。因此，在现阶段，指望知情权靠百姓自身获得，实在悬。所以，我们仍热切期待各级领导的施政纲要里，把保证政务公开、群众知情作为一项刚性要求，贯彻到所有公职人员行为和意识中。

　　昨天，南京市召开城建情况通报会。当然，这种会暂不会对市民开放，而是先向媒体沟通。由于媒体的知情权属于公民知情权的延伸，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尊重民意、公开政情的一种方式。会上传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省委书记梁保华最近视察南京时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凡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事情，必须公开”。因此，昨天的通报会上，不但透露众多事关民生的城建计划，而且多次传出“问计于民、与民沟通”的行政愿望。一些工作词汇也发生了“惊人”变化：如谈到保障性住房建设时，用了“经适房选址和卖地同样重要”“还清旧账，不添新账，不搞长期过渡”；谈到历史文化遗址保护时，用了“不大拆大建，能保就保”，“先搬迁，后拆迁”；谈到城建项目争议时，用了“多互动、多沟通，一举一动都在市民眼皮底下”；谈到公共事业建设时，用了“事先听证，事后评议”，“注重百姓认同感、幸福感”等等。应该说，只要按照上述的这种行政理念去做，不论南京市2010年的城建投入有多大项目有多多，百姓定会像对待自家家务一样给予充分宽容、理解、参与和支持。

　　过去的一年，南京城建方面虽然做了很多事，花了很多钱，但是也引起了很多争议，百姓对一些城建工程的诟病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如三中路改造、老城南拆迁、城西干道改造、汉中门“桥粘粘”、玄武湖月牙湖整治、经适房配套、地铁工地扬尘等。这些工程几乎都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民意关注度高，其中大多数项目是财政反哺、惠民济困的福祉工程，却得不到应有的社会评价和民心回应，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遗憾的“行政短腿”现象。造成这种政绩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就是工程项目在建设前没有公开或公开资讯太少，社会沟通疏导环节缺乏，群众知情度低，认同感责任感不强，致使公众产生权利挫折感，对市政工程引发逆反心理或错位判断。如果换一种方法，情况可能大为改观。

　　在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一种可贵的生产力，一种不可多得的社会政治资源，公民只有充分享有知政权和社会知情权，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生活，并对社会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知情权，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和利益所在缺乏清醒的认识，就容易对政府决策产生怀疑、抵触，放弃公共责任。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我国80%的有用信息都由政府部门掌握，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这些信息往往被封锁在政府机关，民间很难得到了解和利用，所以，公民不是不愿知情负责，而是无法知情尽责。

　　这两天，江苏盐城发生800辆出租车罢运事件，经政府紧急处置，风波得到平息。有专家指出，如果政府主管部门重视群众呼声，早一点和司机们对话沟通，听取诉求，释疑解惑，矛盾就不会如此激化。“出了问题才对话是被动的”。

　　应该说，现在给实现公民知情权设障的原因，主要的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掌握公共权利的机关或组织漠视公民权利，垄断信息，独断专横的情况，而是一些机关部门担心让大众知道得太多，会对行政造成干扰，不如先斩后奏，生米做成熟饭再说。殊不知这种“暗箱操作”也是忽视民主、行政专制的表现之一，其后果并无二致。即便是以“为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或“为了社会稳定的大局”的名义，不向人民公开信息或只公开对政府有利的，不公开对政府不利的；只公开对群众利好的，不公开可能引起群众反感的，最终还是会被公众识破真相，损害政府公信力，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

　　让人民知道，向人民公开，这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实实在在的体现。现在缺的不是指示精神，缺的是对指示精神的贯彻执行。这一点，在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尚处于缺位状态的今天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