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关注这条规定，是因为在党政领导任用中，选任制、委任制是常见的普遍的制度，聘任制较少地出现在公众视野。相对其他任用制度，聘任制更能被社会大众理解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打破干部铁饭碗之举；由于无需走选举程序，聘任制也存在“任用不透明，容易滋生用人腐败”的公众疑虑。

　　在苏州市近日出台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意见中，我们比较关注“部分领导干部职务将实行聘任制”的规定。

　　之所以关注这条规定，是因为在党政领导任用中，选任制、委任制是常见的普遍的制度，聘任制较少地出现在公众视野。相对其他任用制度，聘任制更能被社会大众理解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打破干部铁饭碗之举；由于无需走选举程序，聘任制也存在“任用不透明，容易滋生用人腐败”的公众疑虑。

　　从大道理上看，苏州的新政是为了贯彻中央《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精神，着眼于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从小道理上看，随着事业单位开始全员聘用，党政部门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一般职工和干部使用制度发生了重大改革，对较高级别领导干部任用办法的改革也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苏州的《意见》正是应时而为。

　　近年来，各地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风起云涌，收获颇丰，难点已经突破。而地方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方向也非常明确，需要并且允许进行局部实践。但改革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阻力大，任务重，形势紧。是求稳怕变还是勇于探索？苏州的做法给出了答案。在一个经济活动已经具备规范化、法律化、秩序化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在干部任用和人才竞争上还在继续沿用传统体制，不进行制度递进，不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造成吏制腐败，而吏制腐败又是整个腐败的源头和关键。

　　专家提出，为了改革的整体推进，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必须稳定选任制，拓展聘任制，完善委任制。选任制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来确定任用对象，形式民主，程序透明，公平度高一些，特别是近年来推行的公推公选，给干部人事制度带来了一股新风，受到群众好评，但这种制度权力相对分散，效率不高，有时形式大于内容；和选举制相对应的委任制，亦称任命制，是指由立法机关或其他任免机关经过考查而直接任命产生行政领导者。这个方式权力集中，但如果没有严格而有效的考核作保证，容易出现拉裙带、搞宗派等不正之风；实行聘任制，是用人单位采用合同形式聘用工作人员。这个制度普遍被认为有利于调整干部结构，扩大管理部门灵活的用人自主权；有利于促进人才竞争、人才流动；有利于发挥干部技能，约束干部行为。但这个制度如果缺少改革配套，也容易出现脱离民主监督、长官意志横行、下级拍马溜须等不正常现象，甚至产生买官卖官等用人腐败。

　　因此，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一项具有活力的核心内容，苏州的“明确除特殊岗位外，凡提拔担任市级机关县处级副职干部，实行聘任制”的规定，一定要注意防止“高调推出，低调走样”的结局，使这项改革名至实归。

　　一是聘任制干部任用标准不能“含糊”。由于《意见》把聘任制干部的范围限定在市级机关的副职岗位，属于技术性比较强的辅助岗位，因此岗位清晰标准易定，有利于公开竞争，量才适用，分类管理；二是聘任制干部任用过程不能“神秘”。虽然无需选举环节，但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民意票决”在聘任制干部任用中的作用不能削弱。既然需要社会公论，过程的透明就不可或缺。三是聘任制干部任用理由不能“冷藏”。在干部使用上习惯一把手说了算、少数人说了算的毛病不会因为《意见》而绝迹，任人唯亲、权钱交易也不会迎刃而解，既定规则又定人选的长官意志还会作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社会公开任用理由，经受公众挑剔，达到客观甄别。四是聘任制干部任用规则不能“潜伏”。聘任制公务员和任期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与管理依据不一样，承担的义务与享受的权利也不同，薪酬的确定方式、职业路径、奖惩结果等应该有别于其他任用方式的干部，这些规则不但本人需要清楚，更应向社会公布。五是聘任制干部任用效果不能“护短”。尽管苏州将对聘任制干部实行试用和期满考核制度，规定“对经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干部，应当视具体情况分别作出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等组织处理”，但是，由于聘任制干部属于非选举干部，考查部门、聘任单位和领导往往可能顾忌用人失察之责而护短，考核走过场，使“能上庸下”形同虚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依照这种精神的要求，作为执政党组织建设中关键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提高科学化水平方面实现突破，是包括苏州在内的所有地方党委需要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州的做法不是“试水”而是“破冰”，有理由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下，一大批“一纸聘书定才干”的聘任制“处干”，能够向人民交出合格的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