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过云楼收藏为依托，在怡园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中，毕竟以书画活动最为主要，其对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巨大。

　　苏州是文化古城，书画艺术传统深厚，元、明、清以来，名家辈出。到了晚清，当时苏州最有影响的书画界精英常常在过云楼临画，在怡园聚会，逐渐孕育产生了画社的组织，称怡园画集或称怡园画社，两称均见诸文人笔下。这样订有章程规约的画社组织，在苏州历史上尚属首创。吴大澂被推举为怡园画社社长，光绪十四年（1888），他实授河道总督，加头品顶戴，后因母丧归故里。

　　当时苏州有成就的代表性画家都汇聚于怡园画集，后来因为上海开埠，参加怡园画集的画家中的一些人到上海发展，成为海派画家，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吴昌硕，他成为海派画家的领袖人物。

　　因为吴大澂、顾若波、任立凡、吴榖祥、金心兰等先后去世，吴昌硕移居上海，延至宣统元年（1909），怡园画集活动逐渐停顿。

　　到了1918年，颜文樑、杨左匋等人发起举办“苏州画赛会”，联合展出中国画、西洋画，这也属画坛首创。第一次画展于1919年元旦在万寿宫（今苏州市人民文化宫市老年大学校址）展出。顾鹤逸四子顾公柔当然是中坚分子，负责组织国画作品参展，参展国画家有吴昌硕、顾鹤逸、刘临川、颜纯生、吴子深、顾公雄（顾鹤逸三子）、顾公柔、顾彦平（顾鹤逸之侄）、樊少云、陈伽仙等，西洋画家有：胡粹中、朱士杰、黄觉寺、陈涓隐等，书法家有余觉、朱梁任、张一麐、蒋吟秋等。

　　画展获得成功，进而成立“苏州美术会”，作为常设机构。1937年，因日军进犯苏城，苏州美术会停止活动。

　　1930年5月，顾鹤逸逝世，为纪念先人，顾彦平发起，重组怡园画社，时在1931年，参加者除顾氏后人：顾彦平（则正）、顾公雄（则扬）、顾公硕（则奐）、顾季文（笃宪）、顾荣木（笃瑾）外，还有徐澐秋、朱梅邨、丁惕予、吴诗初等20多人，其中不少是画坛新人。

　　在此之前，还有成立于1930年初的“东方美术会”，主办者为吴辟疆、顾荣木（顾鹤逸长孙）等，参加者有樊伯炎、蔡震渊、王选青、潘博山，以及女画家樊颖初、樊诵芬、贝聿昭、彭萃英、殷绥贞、朱青薇等20多人，均为年在20岁左右的青年画家。

　　顾彦平发起成立的怡园画社，晚于东方美术会，却为第二代，被称为小怡园画社，而东方美术会为第三代，则被称为小小怡园画社。

　　这就是顾氏家族自清末至日军侵华战争以前，依托过云楼的收藏以及怡园这一活动场地，在苏州所展开的一系列以书画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活动。

　　过云楼藏品饱经磨难

　　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仍，过云楼珍品命运多舛，饱经磨难。

　　1937年抗战前夜，眼看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顾鹤逸幼子)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正所谓掘地三尺。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蕊子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

　　待抗战胜利，顾家人重返家园，发现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终于盼来了新中国，顾公雄萌生了将书画收藏捐给国家的想法。1951年，他临终前对家人倾吐蕴藏心底的愿望——将书画捐赠给国家。他病逝后，顾公雄的夫人沈同樾及其子女顾笃瑄、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首次将所藏部分书画捐赠国家。1959年，沈同樾及其子女将余下的书画再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二次捐赠，共计393件书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10多部。书画以宋元以来的著名文人画家为主，名家真迹不胜枚举。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沈同樾献出一百多件珍贵书画给上海博物馆》。

　　顾家捐赠的珍品极大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上海博物馆自称正是苏州顾家的书画与潘家的鼎（军机大臣潘祖荫珍藏的大克鼎、大盂鼎，有天下三宝有其二之说，1951年潘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撑起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顾鹤逸的幼子顾公硕，对共产党早已有一定认识，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常对友人说，中国人的希望在延安。1952年，他被聘为苏州市文联委员、市文联国画组组长、市文联第一至第三届执委、五届政协常委。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馆长，2年后又兼任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苏州博物馆建立伊始，急需充实藏品，顾公硕带头踊跃捐献，将珍藏的元代王蒙，明代文徵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传世珍品和清代刺绣等文物124件无偿捐出。

　　当时，台湾报纸也报道了顾家捐赠书画、古籍善本的消息，全文竟无攻击新中国的词句，这在当时实属罕见。究其原因无它，皆因保护祖国民族文化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苏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首当其冲，被定为苏州三家村之一而被打倒。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前来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不料，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造反派同时到达，竟先将顾公硕及其夫人张娴拉到大门外当街批斗，然后才把他家的珍藏全部运走。顾公硕不堪凌辱，当夜离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号桥，留下遗书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他是苏州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第一人。

　　文革结束后，抄家物资发还，但仍有不少缺失。

　　过云楼藏品的归处

　　1992年，南京图书馆通过苏州古旧书店向顾氏后人求购过云楼藏书。顾氏后人认为，这些藏品应该有个好去处，以便更好地加以保护与发挥作用。南京图书馆就以极低的价格获得这批善本古籍，交换条件是在南京图书馆辟过云楼藏书室（后来，藏书专室一事不了了之）。但顾氏家属中也有人不赞成，所以未能全部入藏。入藏书籍共500余部3000余册，其中宋元刻本及名家抄校本不少。

　　2008年3月24日，笔者采访了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徐忆农介绍，南京图书馆收购的过云楼这批藏书有一个现成的书目，从书目来看，宋、元、明、清历朝版本都有，包括刻本、抄本、稿本各种类型。“有那么几部是宋元版的，宋元版的书本身就很有价值。”徐忆农说，其中，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著的宋版《龙川略志》、宋著宋版的《字苑类编》，入选国务院于2008年3月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09年8月，顾文彬收藏的《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两幅珍贵书画，被苏州博物馆永久收藏。其中，前者估价逾亿元。

　　历经百余年风雨的过云楼藏品，大部分都已无偿捐献给了国家。精心构筑的怡园连同顾氏家祠，也由顾公硕及其子侄辈联名写信，于解放初即已无偿捐献给了政府。

　　关于过云楼陈列馆

　　现在再说过云楼。20世纪80年代末，在旧城改造中，位于铁瓶巷的顾文彬旧宅虽受到保护，过云楼也得以整修，但因干将路拓宽及人民路改造，顾氏旧宅南向两进被拆除，东侧一落被改建为商业用房，过云楼已非原来的深宅内院，而成了沿街浅屋。西侧大厅目前归风光三轮车服务有限公司使用。至于位于过云楼南院中的五块珍奇湖石、著名的“五岳起方寸”，则早已毁于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被炼了石灰。

　　过云楼遗址现在挂着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招牌。当过云楼修复之初，干将路指挥部与平江区文化馆联手，决定成立“过云楼陈列馆”，并商得顾氏后人顾笃璜同意，出任馆长。他已做好准备，将其所藏有过云楼的文献资料等无偿捐献，提供陈列。不料主办方提出每年需收取房租金18万元，而将建的“过云楼陈列馆”应属社会公益事业单位，无此偿付能力，于是只得作罢。

　　出现如此的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苏州文化界人士联名上书，呼吁维持原定筹建“过云楼陈列馆”计划不变，并免收房租金，作为公益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放，却迟迟没有答复，这已是20年前的往事了。

　　今逢盛世，过云楼却依旧物非所用，有热心人旧话重提，仍无结果。谁都明白，过云楼的文化内涵，决非仅在这一古建筑本身，更在于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若“过云楼陈列馆”果能成立开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其效益决不是简单地用直接的经济收入可以估量的。张锺吴 樊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