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对占据更多权力资源、肩负更多公共使命的公职人物、高层干部而言，力戒无论上述哪一点都是不容置喙的责任。对普通民众或低级公务人员宽容的、要求不严格的事情，对前者可能就是禁令；在一般社会大众那里不需要讲究是非的选择，在孙书记们那里必须得到泾渭分明的区分。

　　很难想象平民百姓能一下子买一千多平米的土地，哪怕这是一片荒地。身为市政法委副书记的家庭一出手就是这个数字，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连云港相关国土部门有了明确说法，该市政法委副书记孙灿家的土地交易行为违规。

　　事情看似不大,性质看似不重，孙灿可能还不服气：家人自己掏钱买些非耕地的闲地作为家用院落，也没涉及腐败，干吗上纲上线？他的同层级的同事可能也不以为然：干部也是人，搞点景致气派就挨举报曝光，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这些情绪放在世俗中不难理解，但要是放在中央提出的旗帜鲜明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重点领域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形势下，就显得与主流政治格格不入了。

　　首先，它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廉洁奉公的传统形象。我们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党员干部过于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但无论怎样，不追求奢侈浪费之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传统还不能丢，特别是在当今还有很多平民百姓生活贫困，贫富差距加剧，群众对特权腐败、分配不公深恶痛绝的阶段。书记家的宽宅大院尽管比不上一些贪官的豪宅别墅，但在群众看来，还是很刺眼，很过分。对它的猜测传言必然应运而生。即使这样的买地建房行为不一定是书记经手，但群众还是会把账算在领导身上，贬损他的形象。

　　其次，它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在土地管治问题上的正面效用。近来，在城市用地扩张的同时，农村建设用地也在膨胀，土地过度开发、承载接近极限的苗头。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安徽、江苏和珠三角地区的城乡土地开发强度都已经达到15%左右。而当下的土地违法案件，几乎都涉及政府或相关领导；中央三令五申保护耕地，遏制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利用，而作为领导干部或其亲属却利用公职影响囤圈土地盖私房建大院，让“守土有责”成为挂在嘴上的口号，政府的诚信度必然遭受普通民众质疑。这一点想必孙书记也不能否认。

　　再次，它不利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在权力领域的执行。中央13年前就发文要求担任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副县（处）级以上（含副县〔处〕级）干部需向组织主动报告本人和配偶子女父母等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近年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试点也广受关注。按照党建工作的最新要求，当前，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廉政制度改革和创新紧锣密鼓。在大面积的土地交易上不主动向组织报告，忽视纪检监察部门对权力资源和隐私利益关系的监督检查，绝对不利于在领导干部中培养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助反腐制度的推进。

　　应该说，对占据更多权力资源、肩负更多公共使命的公职人物、高层干部而言，力戒无论上述哪一点都是不容置喙的责任。对普通民众或低级公务人员宽容的、要求不严格的事情，对前者可能就是禁令；在一般社会大众那里不需要讲究是非的选择，在孙书记们那里必须得到泾渭分明的区分。

　　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论是《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还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为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越来越紧迫的信号说明社会各界已经有了广泛共识，党风廉政建设事关改革发展大局的成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怎样自觉按制度精神以身作则呢？我们各级管理部门怎样按大局需要未雨绸缪呢？去年末，处于打黑反腐风暴中的重庆，通过党建文件决定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试点。这个“提速”既有文强等贪官利用制度漏洞聚敛巨额财富的案例警醒，也有当地配套改革的觉醒。当公众对改革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以后，如果不乘势而上，当地就会失去改革最好的时机和基础，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就会陷入原地转圈的制度反复之中。以后的贪官会吸取前人的教训，与廉政机制展开更高技巧的博弈。那时候反腐的成本会更大。

　　专家认为，公职人员报告自律制度既受党纪约束，也符合现代法治原则要求，是腐败风险预警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一旦有了这样的核心制度，反腐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对干部的“小节”问题漫不经心，有很多腐败案发、官员落马就是从不经意的“小违规”开始的。连云港市即将进入沿海经济大发展的大变局中，大发展既能带来大富裕，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大考验。要防止出现“楼盘起来一大片，官员倒下一大批”的恶果，必须将反腐廉政建设“加速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