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各个版本的2009年十大教育新闻，一半以上与高考有关。高考，既是中国教育最受关注的一环，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病灶。在民间各界给高考改革开药方的热潮中，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日前也推出了一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建议书含有一套详细的高考改革方案，力图打破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倡导给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高考已被捆绑在错综复杂的各方利益之间，似乎动弹不得，这份方案将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改变现状？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张千帆教授。
缺乏公民参与，高考改革必然停滞不前
中国青年报：作为法律界人士，您和您的同仁都属于教育的圈外人，为什么将目光聚焦高考改革？
张千帆：长期以来，高考改革似乎只是教育圈子内部的问题。当然，从“专家治国”的角度看，高考改革确实应该听取教育专家的意见。但高考改革不只是教育专家关心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民关心的、涉及每个家庭利益的问题，所以必须在全社会参与和监督下才可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高考改革改来改去，必然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
法律界人士以往也不太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机制出了问题，最好的人才进不了最好的大学，这意味着中国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严重失误，不仅耽误国家的人才培养，而且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法律界人士关心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问题。我们这个课题组是很自然走到一起的，因为宪法第33条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学者自然很关心公民的平等权，在孙志刚案件、废除收容遣送办法、户籍改革、乙肝维权等一系列事件中一直提倡取消形形色色的歧视，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只是众多歧视中的一个。
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考生成为歧视对象
中国青年报：在您推出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中非常尖锐地批评目前高考制度“违背宪法原则，剥夺平等机会”。并举例，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人，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
张千帆：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误区或盲区，那就是全社会都在关注高考，却看不到普遍严重的招生歧视。广大考生最关心的是能否获得录取，而录取机会首先取决于招生体制；如果在招生环节上歧视不同地域的考生，那么考试设计得再合理也没用。实际上，在招生歧视的基础上改革高考体制很难取得实效；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过去一二十年的高考改革成效有限。
高等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理应按照机会平等原则公平分配给所有公民，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但是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却要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招生地方化甚至远比北京大学严重。
我们认为，高考改革首先要摆正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招生公平。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不论户籍地在哪里，都要获得平等的录取机会；谁能考取清华、北大，得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不是父母户籍所在地等不相关因素。这个目标首先得确定下来，然后才能考虑什么是最适合这个目标的高考制度；不然，高考改革本身就失去了方向。其实在招生标准平等的大框架之下，考试制度的设计还是大有空间，不过不是所有的考试模式都符合宪法要求，譬如说目前的各省市自主命题模式就不符合要求，因为各省市考卷都不一样、成绩都不可比，大学面临不同省市的考生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请问招生平等如何实现呢？招生平等的前提就是全国必须存在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所以高考必须全国统一；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高考怎么考、可以考几次等技术问题，都可以留给教育和考试专家去设计。
不应忽视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
中国青年报：此方案以极大热情关照了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问题，在目前的城乡二元制前提下，很多教育界内部人士认为教育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不改变，教育无法解救众生，您怎么看？
张千帆：有人认为标准统一反而对边远地区的考生更加不利，现在已经在照顾他们，不然说不定他们一个都进不了北大、清华。这种说法其实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主张招生公平，主要是针对京、沪等大城市，而不是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大学招生可以适当倾斜和照顾。
至于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要等取消户籍才能改革招生考试制度，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又要贻误多少人才培养、损害多少考生的平等机会？这种看法低估了教育改革对社会改革的作用。招生考试制度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环节，教育改革完全可以先于户籍改革并带动整个社会改革，而不能坐等社会变革。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