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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 月 7 日 星期   重要律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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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居民消费水平10点建议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这是一个长期在讨论并寻求解决、而又难以快速解决的大问题。

  人们在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时,往往从居民储蓄率偏高去找原因,但是,恰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我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也就是说,研究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要研究如何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如何进一步缩减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核心点]

  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从金融市场筹集资金

  给低收入群体加薪,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发展各类消费信贷产品,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

  开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参与投资

  各类国企中持股比例,实行有计划的减持

  有针对性的10条对策

  首先,应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包括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尽可能从金融市场筹集,而节省下来的财政资金进一步用于扩大农村养老、医疗改革、住房补贴、农村补贴等的资金来源。

  第二,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二次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以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第三,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的是提高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

  第四,继续鼓励各级政府有条件地继续采取各种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发消费券、“家电下乡”补贴、车辆购置税减免等各项政策。

  第五,调整投资结构中向民生、向消费基础设施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资刺激广大的农村消费。包括大规模完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相连接的现代化销售、分销渠道和网上销售渠道;完善城乡结合的二手市场、汽车和耐用品消费市场;满足落后地区农村的用电、公路需求等。

  第六,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对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费品和教育等支出,应大力发展各类消费信贷产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给予金融手段的大力支持。但对于房地产金融,仍不宜轻易松动政策。

  第七,细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区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中的消费需求。鼓励政府资金引导、与民间资金捆绑使用,并以税收、房建、医疗改革等多种政策优惠支持,大力发展直接服务于消费的服务业。例如,仅仅银发产业,专家估计,有高达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第八,积极培育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的资本性收入来源。眼前,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巨大投资中,应该充分做到“让利于民”。开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直接与间接参与投资,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发债或者不发债。但是,不应该鼓励民间资金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来源的重要渠道。

  第九,要算大账,不仅要算财政部的收入账,更要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收入账。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以释放更大的消费能量。对地方国企、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股份一视同仁,制定相关制度,实行资本分红;并修订有关规定,动态调整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统一纳入财政各级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十,有计划地逐步减持各类国企(包括地方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目前,已开始执行上市公司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的制度。但这远远不够。应对非上市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级集团公司、已上市非增发部分的国有股份,都按照国家战略,除了需要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股权,实行有计划的减持。考虑到大规模减持对股市的压力,可以逐步酌情减持。减持国有股份并不是吃光用光,也不会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因为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这部分优质资产以相对较高的市盈率在市场上向境内民间投资人标售,只是改变了企业股份的持有人身份,整个社会投资率并不变。

  这么做

  带来4点好处

  这样做的好处有:一是可以直接增加一部分用于消费的资金;二是各国实践与理论证明,产权制约明晰,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有利于扭转“国进民退”趋势的发展和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投向,包括扭转国企资金积累充裕——投资资产市场——助推资产市场泡沫的现象发生;四是加大力度刺激消费,从中长期看,又有助于投资、消费在新的更高水平基础上实现动态平衡。

  除以上10条政策措施外,在目前扩大消费问题上,同样还受到其他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约,如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政策调整、政府消费如何进一步让渡于居民消费、资本市场深化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这一切同样需要以改革的态度来认真处置。

  专家曾预测,中国若长期维持高储蓄率,不仅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而且世界也难以消化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即意味着世界的贸易、汇率的纷争将更趋激烈。另外,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中国同时要重视经济结构中其他结构问题的解决,同时也要重视实现上述协调发展中的市场化改革动力问题的解决。《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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