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评议作为改进政府机关工作促进行风建设的创举，在刚面世时确实起到鞭策警戒、振聋发聩的效果，但近年来陷入画地为牢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对机关作风和行风评议的结果几乎年年雷同，与民生利益联系紧密的如城管、房管部门等老是垫底，另一方面对这些排名末位单位、部门的处罚因为投鼠忌器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群众不满意，上级没办法，去留难取舍。

　　新年第二天，北京市就在全国率先公布政府机构民意测评结果，在14个政府部门中市城管执法局得分最低，在6个公共服务行业中通信系统垫底。对于末位排名，未见有相关责罚意见，只是两单位表示要“加强和改进”工作。消息公布后社会反应平淡。

　　测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后进单位表态也中规中矩。这样的一幕可能在未来的不长时间陆续出现在包括南京在内的大多数城市。因为，一年一度的民主评议工作到了收尾阶段。

　　但是，如果这一幕再度出现时社会各界继续给予漠不关心的态度，那这样的民意测评离“民意”就越来越远了。

　　民主评议作为改进政府机关工作促进行风建设的创举，在刚面世时确实起到鞭策警戒、振聋发聩的效果，但近年来陷入画地为牢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对机关作风和行风评议的结果几乎年年雷同，与民生利益联系紧密的如城管、房管部门等老是垫底，另一方面对这些排名末位单位、部门的处罚因为投鼠忌器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群众不满意，上级没办法，去留难取舍。

　　说实话，这几年各地为了改进评议效果做了很多努力施了不少招数。为什么作用不明显呢？这可能是与在几个难突破的“门”跟前踯躅不前有关系。要想使民意测评工作实现深入人心立竿见影的初衷，打破这几扇“门”看来很有必要：

　　要打破政府部门“自己评自己”的惯有机制，实现人大主导制。现在尽管各地在测评机制上做了多种尝试，如黑龙江省和重庆等地委托相对独立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织实施民意测评；湖北省聘请2.6万余名评议代表和行评督查员参与测评；河南省建立了全省“评议代表库”；北京市也将民意测评机制、网络热线机制、民主评议机制三者合一，但几乎所有地区的民主测评工作都是由政府纠风办或监察室主持，只是适当吸收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参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评议工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即使纠风办委托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也多是政府组成部门之一的统计局的下属。这样的“内部评议门”不打破，民意测评就难以真正体现社会监督、社会评价。而由人大机构主持或委托，则可解决民意测评工作的合法性、准确性、公共性。

　　要打破评议结果“声重杖责轻”的内罚原则，试行末位罢免制。民主评议活动初始，一些地方雷厉风行，对评议得分垫底的部门负责人轻则换岗重则免职，获得杀一儆百的高效。但是因为出现民生部门反复落后的窘况渐渐就不敢动辄罢官了，一是这些部门有容易得罪人之冤，二是这些部门是政府倚重的“代人受过”的要害部门，只好采取通报、扣分、减薪、剥夺评优资格等象征性的处罚，既不伤筋动骨也好对外界交代。考核评议不兑现或假兑现，这就有了群众“评议年年喊，层层走过场”的负面印象。这样的“温和处罚门”不纠正，不但评议工作的原动力失去了，而且有劳民伤财去作秀的恶名。只有对评议末位而又整改不力的政府部门负责人试行人大代表信任投票，达不到信任基数的予以罢免，则可使民主评议名实相符，衷效一致。

　　要打破测评过程中“分数定优劣”的固定模式，采取综合测评法。为了解决与群众利益关联密切的行业部门得分偏低的情况，一些地方对测评打分的项目范围、抽样办法、分值设置、标准量化等做了不少研究，有的将集中评议与经常性评议相结合，有的将部门按类划分，有的细化到处室、岗位，力图使评议避免劳者受贬、闲者得赏；熟悉的得分低、陌生的得分高的不正常结果，但收效甚微。这说明这些部门要么本身确实社会反映差，要么纠风、监察部门沿袭的测评模式对它们不利。如果属于后者，那么测评机制就要彻底改革，否则就有失公平，不但挫伤一线民生部门的积极性，还会助长公众的认证偏狭，对政府机构改革产生错误的导向。而评议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打破“测评神秘门”，提高其操作透明度，保证群众知情权。

　　民意测评，群众的期望值很高；民意测评，群众的失望往往也挺大。这个矛盾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该充分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完善这个民主政治实验，不能把上述矛盾继续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