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这一准则试行12年获通过，重申的是中央反腐决心。而今日快报也报道说，今年南京已查办各类违法违纪案件649起，其中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81人。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说，“周久耕贪污受贿、个别领导干部涉嫌内幕交易等教训极为深刻”。这两个信号是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忽视的。

　　因涉嫌高淳陶瓷股票内幕交易，纵容妻子通过股市牟取巨额不当得利，南京市经委主任刘宝春被免职。加之先后被免去省人大代表职务和南京市委工交工委书记，被“三免”的刘宝春无可选择地成为今年本地落马官员之典型性代表。

　　而对刘宝春合上的政治大门，尚夹带着三问。

　　一问，作为参与南京经济决策的经委主任，为什么无视官员回避制度，与任职证券公司的妻子唱起二人转，开起“夫妻店”？为什么能躲过监管方面的审查钻了制度的漏洞？

　　刘宝春入仕多年，不应该不知道《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规定》。这一规定旨在堵塞政府官员利用亲属关系达成权力与利益的灰色交易之漏洞，虽然始于1991年，也被专家发现了一些缺陷，但是，回避制度的内涵却早已确定，永不过时。

　　但是在铁规和明法面前，刘宝春却见利忘义，上下腾挪，为一己之贪念所绑，纵容妻子通过内幕消息在股市上大捞一把。有报道援引权威人士消息称，今年2月到4月，刘宝春全程参与了南京“14所”借壳高淳陶瓷上市事项，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当下，公权力插手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公害，刘宝春大玩内幕交易，发了自己，也害了自己，实为公害之一例。

　　中国证监会处罚委办公室副主任滕必焱不久前说，现在知悉内幕信息的人越来越多了。想必刘宝春们就是这样的“内幕消息灵通人士”，该提醒他听一听滕必焱的下一句话，“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管是国资委系统的，还是政府系统的”。

　　非法占有资源，并以非法行径炒内幕股，对于公职人员来说，视为腐败当无疑问。刘宝春倒在铁规和明法下，引人反思的是，在那么长时间内，政府部门竟然毫不知情？在证监会确认的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内，刘宝春之妻陈巧玲，利用亲属账户大量买卖高淳陶瓷股票，有没有人知道刘妻在证券公司工作，又有没有人提醒过刘宝春呢？

　　刘宝春一案，最该吸取的教训应当在于这后面两问吧。

　　二问，作为党员干部，中央三令五申，要管好身边人，为什么刘宝春敢于“抗命”？

　　199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廉政准则，明确提出禁止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力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属谋取利益。作为党员干部，理当带头执行相关规定。在违法违纪的事情上与妻“同心同德”，丧失的是党员干部的立场。

　　一个多月前，针对“家族式腐败”案，中纪委副书记何勇着重强调严查领导干部“身边人”。这一声音的现实背景是，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正式免职，连同他一起被查的有他的妻子和弟弟。显然，刘宝春犯的是与宋勇一样的错误，聪明反被聪明误。

　　去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严禁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但是在刘宝春的夫妻店，丈夫操作借壳上市，妻子买卖股票捞钱，完全对中央规定置若罔闻。

　　在这家夫妻店，权力的底色分外鲜艳，违纪违法的本性难移，也分外令公众唾弃。有此金钱崇拜、灰色追求，作为经委主任还怎么为了保民生的大局牵肠挂肚？

　　无数反腐实例证实，管不好身边人，早晚出大事。但是，刘宝春出事是不是有些偶然？如果不是因为妻子被查，刘宝春还能落马吗？谁该为公众的这些“后怕”买单？

　　三问，刘宝春落马，为什么仅是因为炒内幕股出了事，而不是因为财产申报没过关？

　　依据当下反腐形势，揪出权力股市中的问题官员及其背后的家族力量，不能寄望于偶然发现和个案“击破”，而必须依赖于制度和法律。举目四望，渐行渐近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值得期待。

　　今天，尽管《财产申报法》尚未面世，但是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规定出台有日，温家宝总理今年两会前也正式表态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

　　在这种情势下，官员应有申报财产之自觉。作为与证券行业妻子缺少回避的刘宝春，更应有申报财产之必须。

　　当然，这种自觉性在官员身上普遍存疑，如此，政府则应大力强推，以践行现有制度促成《财产申报法》的出台，而不是坐等之。

　　换言之，如果我们早就实行了官员的财产申报，一些“权力股”的崇拜者们还能一再抱着不义之财，成为一次次查处行动的“幸存者”吗？

　　值得注意的是，刘宝春绝非孤例，受到拷问的也绝不止他一个。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我们如何在加速完善党纪国法的同时，调动现有的制度资源，极大地挤压灰色利益、腐败空间，则是刘宝春一案引发的核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