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所谓“中国模式”在2009年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但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罕见地发表4篇集中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均对这一提法表示不同看法，显示出官方竭力在西方媒体“捧杀”中国时保持清醒态度。这4篇文章的作者身份均相当重量级，包括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近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对“中国模式”充满期待。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并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引入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具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低成本优势，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官方的标准答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简单地概括一下前年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主要精神，就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我看来，如果从国际比较和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中国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
记者：最近一些国内学者高调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您怎么看？
一些人之所以反对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是因为担心“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用来“捧杀”中国的阴谋。其实，就我看到的相关文献而言，西方人谈中国模式，恰恰更多的是批评，而不是赞扬。还有一些人反对“中国模式”，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认为这种模式还没有定型，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三是觉得“中国模式”有自我夸张或固步自封之嫌。我完全同意，“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远未定型；中国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更不能夸大中国模式的作用，盲目乐观，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阐述一下中国模式的要素和特征？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或概括“中国模式”。从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要素是：1.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是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同时，中国放弃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3.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4.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5.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从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来看，“中国模式”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
记者：从您的描述来看，“中国模式”不仅包括了您对中国现实发展经验的概括，似乎也包含着您对“中国模式”的某种理想和期待？
确实如此。除了对现实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之外，我对“中国模式”还充满着一种期待和理想。这也许是我的“中国模式”观不同于其他中国模式论的重要区别之一。我觉得，中国模式的未来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成功解决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颇。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要努力深化以民主法治为重点，以善政和善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改革，在民主治理和政府创新方面，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改革的社会政治成本将大幅度增加。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的民主治理。
记者：中国成为全球化的赢家都借助了哪些条件？
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拥有较强的驾驭全球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得益于以下这些应对全球化挑战所采取的措施：对全球化进程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预见，从而选择了主动、积极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及时将具有全球眼光和战略思维的知识精英选拔为公共部门的领导人，并且广泛开展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官员培训；发展起一套灵活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制度和机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政府对社会和市场拥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另外，就内部而言，要有较强的综合国力。就外部而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记者：“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某种世界性意义？
我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说“中国模式”所导致的“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些有远见的国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首先，中国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全人类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其次，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其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内发展的需要、对“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和目前的国家能力，都决定了中国的强大，只能是和平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最后，“中国模式”影响着全球治理。
在谈到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模式”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节选自《社会科学报》
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什么，它是一条可以被很多国家效仿的发展道路吗？中国政府从未有人触碰这个话题，但从西方到东方，它却被大量学者及媒体以不同态度和口吻谈论、争辩。随着中国经济数字的攀升几乎同比例增长，2008年以来，北京奥运会、世界金融危机加上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使这个话题达到关注沸点。一些西方人怀着“狼来了”的心态谈“中国模式”，担心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增长可能导致世界权力转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从中国获得社会转型的经验。
俞可平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观点PK
李君如：
讲“模式”有定型之嫌
李君如在题为《慎提“中国模式”》的文章中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李君如写道。
赵启正：
中国并无示范之意
赵启正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给出的理由是：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文章称：“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它应该是新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的概括。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施雪华：
“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更科学
施雪华则认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
邱耕田：
高代价发展不具推广价值
邱耕田的观点是，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他指出，中国在发展中遭遇到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实现着进步的同时却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处“盛世”但更有危机存在，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被包括，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