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这个概念的浮现，有助于这两个被分治的群体进行一次形象和意识上的整合，从而产生一个统一的“工人”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将能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工人在中国的整体状况。

　　年末，“中国工人”这一概念突然引人注目。这直接来源于美国《时代》周刊的评选。在这家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工人”被列为第二名，位于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之后。

　　这一事实，多少有些令人尴尬。尴尬在于“中国工人”的贡献或者命运，需要一家美国杂志首先提出。正是这种“输入型”的关注，使得这群人被定名为“中国工人”。如果关注是发自本土的，他们将被称为“工人”，就像我们说运动员、干部或者房地产商一样，无须特加“中国”二字。

　　这样，加在“工人”前面的“中国”二字，基本上是作为地域限定词而使用，而不是激发骄傲感的用法，虽然这两个字经常被这样使用。

　　我还愿意指出一种尴尬。当我们说到“中国工人”的概念时，我们是在一个国际语境下谈论中国工人，这时，很容易把农民工包括在里面。而当我们仅仅使用“工人”二字，也就是在国内语境下谈论中国工人时，我们谈论的对象往往并不包括农民工，而是谈论的“工人阶级”这个概念里面的工人，来自城市、属于城市，被赋予国家领导阶级的传统属性的个体。这就是说，“中国工人”，在国际语境和国内语境下，概念存在着差异。

　　在由《时代》周刊提出的“中国工人”这个群体中，无疑要在国际语境下理解。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不再是“中国工人”的边缘人，而是“中国工人”的主力，“中国工人”的典型形象。《时代》周刊上打工妹的照片，以及对“中国工人”的评语，都表明了这一点。它的评语说，“中国今年能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背井离乡这个词，无疑属于农民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人”在中国语境下的一种形象分裂。它被分裂为“工人”和“农民工”两个部分。其中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下岗”、“再就业”、“安置”、“城市贫困人群”、“最低生活保障”等词汇；常常与“农民工”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讨薪”、“外出”、“血汗”等等，这些词汇描摹了一个不属于城市的甚至被损害的劳动者形象。

　　大致而言，“中国工人”在传统的理解中，与农民工分属于两个社会群体，“工人”属于城市社会问题，“农民工”属于农村社会问题。或许，“中国工人”这个概念的浮现，有助于这两个被分治的群体进行一次形象和意识上的整合，从而产生一个统一的“工人”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将能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工人在中国的整体状况。

　　在国际语境下，“中国工人”形象得以整合，并被农民工形象典型地代表，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工人与其他地域范围内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得以突显。今天，中国工人在本国的流水线上从事着国际分工中的生产，他们生产的产品行销全球，供应了世界，这不只是对中国的“保八”或者持续增长作出了贡献，也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人类生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所做的越是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他们越会成为世界的焦虑之一。这种焦虑的广泛性，包括中国工人的生产是否对他国工人的工作机会造成了影响，中国工人的劳动安全状况是不是一种国际视野下的人权问题，中国工人是否受到本国和外国的资本拥有者的人道对待等等。

　　“中国工人”还有一种尴尬：当我们在本国语境下谈论工人或农民工时，往往意味着诸多麻烦，从而有某种头痛之感，而我们谈论发展时，更加在意的是投资和贸易活动本身；在国际语境下，“中国工人”则获得更高水平的肯定，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消除这种尴尬，有赖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有赖于社会观念的进一步更新。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