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时代》周刊
差不多10天前，美国《时代》周刊把年度人物的第二把交椅交给了“中国工人”。《时代》的评语是：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虽然《时代》常有惊人之举，比如去年它就把这份荣誉授给了全世界的网民，但是今年这个结果，多少还是让人觉得意外。“中国工人”，特别是《时代》所特指的“千千万万背井离乡、在中国繁荣的沿海城市工作的工人群体”，也就是农民工们，在中国实在是太低调了，几乎很少有人关注、关心他们的存在，难得一个外国媒体能对他们另眼相看。而《时代》的“善举”也很快在中国得到了善意的回应，10天来，几乎所有的国内媒体都对《时代》的这一举措表示肯定。更重要的是，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工人”的重要性，善待“中国工人”成了媒体和公众的共识。
为什么是《时代》
为什么不是“央视”
评选年度人物是《时代》的传统，自1923年创刊以来，从来没有停过一年。按照《时代》的说法，他们选择年度人物的标准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于新闻媒体和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不管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因为是美国的一等一的杂志，所以《时代》的眼光自然是“世界级”的，也就是说在他们那儿没什么国界的概念，邓小平、戈尔巴乔夫、阿基诺夫人等曾经是《时代》的封面人物。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工人”？《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近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时，介绍了年度人物评选特别是“中国工人”获选的过程。斯坦格尔说，编辑们在做这个选题前会咨询所有的记者和撰稿人心目中的人选，并适当考虑前几年的年度人物评选结果后才会做出决定，而他本人则拥有“一锤定音”的权力。提到“中国工人”的上榜理由，斯坦格尔说了一大段话来赞扬中国工人的力量。他说：“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
“几乎每年”，而今年又是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不断扩展和深化的一年，而在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在克服自身困难的前提下，保持了8%的增长，而“中国速度”也带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中国速度”、“中国制造”的创造者很大程度上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12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称，目前，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这个数字，也说明了在中小企业打工的“中国工人”们对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
这个贡献《时代》看到了，为什么国内的媒体看不到呢？12月24日，网友子晋山右在新华网发表文章，质疑央视刚刚揭晓的“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他在这篇名为《中国工人为什么上不了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文章中写道：大致看了一下这个名单，18位人物不是老总，就是董事长，或者是CEO，清一色的商界领袖或者领军人物。“中国工人在美国可以获得年度人物称号，在中国本土却不能。为什么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工人当作一回事，即使在官方宣传中或主流媒体上，中国工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了，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小了，宣传他们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少了。”子晋山右认为，因此尽管中国工人在美国人看来对世界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我们中很多人把功劳全都归于了老板、富人、精英。
为什么选择深圳
为什么选择他们做代表
根据《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的介绍，为了配合今年的年度人物报道，《时代》11月份就派报道组到深圳拍照片。
登上《时代》杂志的七名“中国工人”，全部来自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的一家LED企业，他们分别是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李春英、邓涛、曹彬。在介绍这一群体时，《时代》这样描述：“在深圳一家LED工厂，《时代》周刊的记者遇到了一群年轻的男女，他们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文章配发了7名来深建设者的照片和他们简短的故事。
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圳拍摄“中国工人”呢？《时代》周刊美国记者王霜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机缘巧合，因为肖红霞老公的一个朋友认识王霜舟，王霜舟辗转找到肖红霞，而肖红霞一口答应下来。
拍摄的日期是11月15日，是个星期天，肖红霞约了厂里关系比较好的6个工友，应约来到公司对面的一家四星级宾馆接受采访。肖红霞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当时对方来了三男一女4个人，王霜舟是《时代》周刊的文字记者，女的是他的助理兼翻译，另外两名中国人负责摄影。王霜舟问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摄影师便开始给他们拍照。“他们用的相机看起来很古老，不能当场看图像，拍了很多次，我们的姿势也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摆设。采访一直持续到中午，大概用了4个小时。”自始至终，他们都不知道《时代》周刊拍这组照片是干什么用的，他们觉得，只是帮朋友一个忙。
王霜舟表示，他们拍摄的这几名工人只是普通的中国工人，他并没有做过任何事先设定条件的挑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更能代表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从一个侧面来说，他们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
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高兴民认为《时代》之所以选择深圳，是因为“深圳、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是‘中国制造’的代表，而深圳是外来劳务工人数最多的城市，也是发展加工制造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最典型的城市。《时代》着眼于此，无可厚非”。
入榜无可厚非
请善待“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入选《时代》年度人物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了媒体和网友的热议。在肯定《时代》周刊的眼光和善意的同时，几乎所有的声音都集中在反思上：“中国工人”，特别是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们，没有得到我们这个社会的足够重视和尊重。
“这一群体中特别是农民工的巨大作用早已被广泛认同，但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仍有发生；劳动时间偏长，安全条件有待改善；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居高不下，社会保障的覆盖不全；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条件等仍期待更深切的关注……”欧阳金雨在《湖南日报》撰文《“中国工人”出名的冷思考》指出，善待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切实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笃定是我们一项不容松懈的长期工作。
而董碧辉在《钱江晚报》的文章则体现出一种矛盾中的悲情，“2009年度人物，是中国工人集体获得的荣誉，可是，当我们将目光集中到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工人个体身上时，我们读出的往往是沉重，收获的经常是叹息。黑龙江矿难，上百条人命被掩埋，遇难的都是中国工人；为了拿到工伤补偿，不得不开胸验肺，上演如此悲情的也是中国工人；被拖欠工资，去讨薪反而遭遇黑心老板殴打的也是中国工人……中国工人是辛劳的，是坚韧的，但也是辛酸的，无助的。”
新华网网友子嵇为“中国工人”画像：他们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是，拿着低廉的工资、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承受，坚忍地扛起世界经济这个即将摇摇欲坠的高楼。
据统计，目前有超过2亿的乡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和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创造了中国城市的建设速度和发展奇迹，在区域中心城市，三个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一砖一瓦，一钉一铆，都是农民工创下的奇迹。打火机、玩具、服装，这些外贸生意，也是他们一针一线，一板一眼做出来的。
在呼吁提高农民工待遇的同时，一些学者专家对“农民工”的称谓表示了不满甚至愤怒。去年，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表示，所谓农民工的称呼是中国的耻辱，“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谈农民工？以前外地人到上海工作，临时工如果转正就可以加入工会，而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工厂没有工会，这是制度的可耻。”深圳大学教授高兴民也认为在我们周围，仍有不少人对“工人”“农民工”有一种歧视的心态。
看来，“中国工人”入选《时代》，这份肯定来得正是时候。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工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掌声，他们更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帮助。
世界眼中的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入选年度人物令人疑惑，另一个庞大的群体twitter族为什么没能入选?
——美国媒体新闻与评论网站Mediaite.com评论称。
“中国工人”虽然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正是这样的概念让人们难以忘记中国这个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成功正是来自数以千万计的、草根阶层的中国工人。
——英国《卫报》。
中国工人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工厂打工的民工是中国经济成就背后的真正功臣。
——英国广播公司。
由于有了这样的工人，才使社会主义路线最后胜利获得了保证。
——英国《地理杂志》1969年五月号刊登过一篇评论，对中国工人建设南京长江大桥时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精神进行描述，并讲述了潜水工胡宝玲初冬季节潜到“死亡危险线”作业的故事。
低工资、守纪律的中国工人使外国投资者激动不已。
——改革开放期间，《华盛顿邮报》曾在一篇题为《外国投资者的红星》文章中说。
中国经济是全球化的赢家，但中国工人赢得的是什么呢？或者他们只是全球化中失去最多的人？……仅在矿业上中国每年就有5000多人死亡。
——德国《镜报》2005年说。
在非洲和亚洲，中国劳工出口面临不断增多的轻蔑和暴力。
——《纽约时报》2009年12月21日报道说，在一些国家，当地居民指责中国工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
是中国工人撑起了中国的天空，因此不能只有外国媒体赞扬他们，中国政府应该牢记工人才是经济的支柱。没有他们，中国不能阔步前进；有了他们，世界才会感激中国。
——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
只有在中国，人们才会了解到来自国有企业的工人和来自农村的民工之间存在很多差异。
——英国东亚问题学者马丁·雅格斯说。
郭万宏：我们身边的“2号人物”
12月16日，最新一期的《时代》周刊评出了2009年度人物。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位居第二位。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工人集体获得的殊荣，可是，当我们将目光集中到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工人个体身上时，读出的往往是沉重，收获的经常是叹息……中国工人是辛劳的，是坚韧的，但也是辛酸的，无助的。
郭万宏，就是南京千千万万个普通工人中的一员，在2009年经济危机年中，纺织业又尤其不景气，而他从事的恰恰是这一行，他彷徨，他惴惴然，可是朴实的他却将一切压力转化为动力让他更卖命地投入工作：“看着订单少，我们工人都急……公司好我们才会好。”
高中毕业“漂”到南京
“中国工人上了美国《时代》周刊？”郭万宏困惑地摇摇头，这是一家什么杂志，有多大影响力；自己从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南京一边“漂”一边奋斗，好不容易在南京买房成家生根。
他们这样一群大家平时都不太关注的人，一下子怎么会被放在了耀眼的聚光灯下，成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功臣”呢？“我就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平平安安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初，郭万宏才十七八岁，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他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郭万宏没有立刻拿起锄头和自己父母一样成为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带着梦想离开安徽巢湖含山县老家来到了南京。
那个时候，瓦工、打杂工……只要是能赚钱糊口饭吃的，什么样的工作都干过。回忆起这段日子，郭万宏真有点往事不堪回首。“来打工的老乡，他们都比我大，都是结过婚来的，只有我还是毛头小伙子。来了南京后，我们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就在厚纸板上用毛笔写着‘瓦工’、‘木工’等字样，然后，大家站在过往人多的街头，把小牌子放在地上，等着别人找。”集庆门、升州路……有的时候，一站好几天也没接到“活”，大冬天的也这么站着等人来挑。无聊的时候，大家会相互聊聊天，但是如果连续两三天没人来，找不到“活”，大家连聊天的兴趣都没有。“光大眼瞪小眼了。”
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一天三餐是个难题，路边上5元、10元的快餐，连想的念头都没有。就在大街上吹着风，“享受”大家抛过来的眼神。实在饿了，就买个馒头充饥。不过，还算幸运，有时郭万宏和老乡在路边还没站到几个钟头，活就来了。
四个人挤20多平米的大通铺
睡在哪里？接不到活的时候，马路边不是没睡过。接了活，就睡在工地搭起来的工棚里，如果是给人家装修，就睡在人家的房子里。城里人都怕的装修味道，自己是头一个闻。
“给人家安地板，以前，我从来没有干过。来了南京以后，和老乡们学的。”最苦的日子，就是和其他三个老乡，挤在一个只有20来平方米的大通铺上。过道很小，衣服大家就乱放，根本没什么私密可言。
“那时候的小工，工资不高，按时计算，一天20元到30元。”这些钱，够自己吃喝差不多，余下的钱就攒着，过年回老家不能“丢人”的。谁让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呢？！
在南京转悠了几年，郭万宏也慢慢摸透了这个城市的人。虽然有的时候说话像骂人，但并不排外。“南京人还是比较热情的。”
进厂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1999年，一家纺织公司在江宁成立。从一个朋友的口中，郭万宏得知这个厂刚成立，需要招很多人，要求的学历似乎也不是很高，高中毕业就成了。“我不就是高中毕业吗？”怀揣着试一试的想法，郭万宏带上自己的高中毕业证，也没做简历什么的，就毛头毛脑地去应聘了。“和我一起来南京打工的人，他们都是有家有口的，都回家去了。”
没想到，这一试，还真成功了。“我从来没有进厂经验。在南京漂了七八年，第一次找到了归宿。”郭万宏说，那时候，感觉公司的工资特别高：近1000元！要知道，打零工一个月能有个几百块已经谢天谢地了。改变他命运的这一年，正好是1999年。
“我是当操作工，一看到那么高大的机器，傻眼了。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刘姥姥逛大观园，眼前的机器把我看晕了。从哪里下手？该怎么做啊？我其实还挺抖活的。”
万事开头难，和刚进厂的同伴们一样，他有了一个师傅。师傅给他介绍了机器的用途，让他看着学操作。师傅做一个步骤，他都暗记在心上，跟着，一遍一遍，渐渐也会了。“一下子有了家的感觉，不用漂了，住进了单位的宿舍里，拿起了固定的工资，那种感觉真的很爽。”
幸福又紧巴的蜗居生活
“在南京定居？成为南京人？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但老天还比较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厂里工作几年后，他和厂里一位姑娘“对上眼”恋爱了。
姑娘是南京人，家就在江宁东山。郭万宏真的很喜欢她，怎么看怎么好，拿出十二分力气追姑娘。2004年，他们成了厂里的“双职工”，爱情修得正果。很快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幸运的是，他们赶在南京的房价还没上涨前就在江宁买了一套房,80多平方米,七八万元。“现在想都不敢想。”
如今的他，已经从一个普通操作工变成了组长，又晋级成班长。他的工资也涨到现在的3000多元，很知足了。“我和爱人一个月总收入是4000多元。孩子现在已经六七岁了，孩子上学一年大概要花上5000多元。平时我们都忙，而且是三班倒的，没时间照顾孩子。幸好，我丈母娘和老丈人就在江宁。我们上班的时候，孩子就跟着外公外婆。”
有了孩子，家里的笑声多了，乐趣也多了，就是钱不够用了。“我一年就买一两次衣服，衣服嘛够穿就成了，买多了也是浪费钱。我老婆也是。每个月省吃俭用，还有点盈余呢！”郭万宏非常知足。
怕被淘汰，怕丢饭碗
平稳的生活里，本就隐藏着“拮据”的压力。随着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郭万宏更感到肩头的重量了。
“订单少了，旺季时不旺，淡季来得格外早。”郭万宏觉得今年是有点“煎熬”，因为订单的多少意味着所在公司的效益，“少了订单，担心工资会不会减少，会不会裁员，饭碗是否能保住，尤其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一个家就靠这个厂养家糊口，压力特别大。”
郭万宏抬起头，认真地告诉记者，今年客户的要求越来越挑剔，“比如说，原本一匹布可以允许有5个瑕疵点，但现在只允许有1-2个。”那怎么办？郭万宏笑了：“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提高技术。”
让郭万宏欣慰的是，今年全年的投诉率非常低，低于1%。“我们每年都要进行一两次的考试，考技术考质量考工作操作规程考劳动纪律，不及格的，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象征性处罚，第三次不说直接罚。”不过，郭万宏告诉记者，一般他们都会通过，因为谁都不想因此少了工资丢了饭碗，谁都会认真准备，认真考，“学无止境，不学习不努力仍旧会有人把你顶下去的，我唯有努力干好自己的活，公司好才有我们的好。”
压力这么多，有没有想过跳槽另闯一片天地？郭万宏笑着摇了摇头：“怎么会呢，从来没有想过！我喜欢这个工作，它让我有了家。”
《时代》之巅上的
中国工人
在深圳一家LED工厂，《时代》周刊记者遇到了一群年轻的男女，他们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曹彬
20岁
四川成都人
虽然大多数农民工渴望回家，曹彬却很高兴离开家乡。他两年前离开成都后，一直没有回过家。成都是中国生活最愉快舒适的城市之一，但曹彬认为很无聊。“我想要去一个生活节奏更快的地方。”1980年到2006年间，深圳经济年平均增长27%，在这里他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快节奏步伐。
邱小院
26岁
广东梅州人
邱小院16岁的时候离开了梅州老家到深圳打拼。邱小院现在是一个管理人员,但她没有留下的长远打算。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女儿已经三岁,现在和她的爷爷奶奶住在江西。邱小院希望攒钱将来开一个小商店，这样一家三口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李春英
34岁
湖南邵阳人
李春英年仅16时就在一家玩具工厂工作。她现在是深圳Guangke一条流水线的管理人员。她期待休息日可以有时间去购物或是和朋友到湘菜馆吃饭。“我什么时候最快乐？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我一直很快乐，”她说。尽管如此,她仍渴望回家和丈夫及两个女儿一起生活。
黄冬艳
35岁
湖南邵阳人
黄冬艳1998年到东莞打工。2002年，她到深圳开餐馆但赔本了，在肖红霞的介绍下到现在的公司工作。现在是生产组组长，负责焊线工作。
黄冬艳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她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家，为了省钱，每次通话都很短。她的愿望是，三四年后能全家团聚。
彭春霞
21岁
湖南人
彭春霞17岁时跟姐姐离开家。“在我的家乡，大多数人都为了工作而背井离乡，”她说。“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以为来这里是乐趣。”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像从前想象的一样。虽然这份工作很繁重,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但也比上几代人的生活好得多。“我疲倦,但没关系,我有工作可做。”
肖红霞
31岁
湖南邵阳人
肖红霞17岁时便在工厂制作相框,由于担心会感染肺部疾病，她到另一家工厂制造电子产品,但她不得不每天直视显微镜下10多个小时,经常一周都不能休息。她学会了一些管理技能,并最终离开了装配流水线。31岁的肖,现在是一个经理,她每周星期日休息。
邓涛
21岁
湖南常德人
完成职业学校的学业后，邓涛去了深圳。“我是和朋友们一起来的，”他说。“我们当时想这里一定很有趣。”但是邓涛已经注意到车间开始有些不寻常。“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也许跟金融危机有关，”他说。“我们的销售不再那么好，所以工资很低。”
（编译自《时代》）
□快报记者 倪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