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周年，阅兵和欢庆的场面令人难忘。这种举国同心的感受是我们在2008年时常感受到的，奥运和震灾让国人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
和2008年相比，2009年，我们面对的事情要更为平常、平静一些，但是平常不代表平淡，平静也不意味着缺乏激情。这一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必须品。依靠网络，人们可以“读报”，可以写“博”，可以对发生在身边的，发生在天南海北的人和事评头论足。
而由此所引发的“雷人”、“雷事”也构成了这一年那些多姿的新闻记忆：或沉重、或戏谑、或悲痛、或感动。在这些“雷”声背后，孕育着一种力量，一种共识，逐渐掀起一股无坚不摧的浪潮。这就是公民意识，这就是民意。
公民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2009，作为“一周新闻的公民读本”，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始终与共和国的公民同在。公民要求的，就是我们争取的。
本版撰文：
快报记者 倪宁宁
本版释义：
快报观察员 肖余恨
卢武铉
释义
谢罪还是“躲猫猫”
今年，全世界自杀的最大官是韩国总统卢武铉，他来到一座山上，纵身一跃，一了百了。前些年，国人总是议论很少见中国官员负疚自杀的，“猜测”一个原因是怕死，一个原因是心黑没负疚感。今年情形大不同，光12月，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就有6起。看来在不怕死上，中国的部分官员已经和日、韩同步。不能说自杀的官员都涉贪，有的官员死是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大，心情焦虑，比如震灾后，几位灾区官员的自杀。但有的自杀官员的死因始终不明了。中国有死者为大，为死者讳的传统，但是官员不是普通百姓，和官员生前的行政一样，公众对他们的死因应该有知情权。有的涉贪官员想以死来解脱，以死来切割自己与贪腐的关系。他可以“躲猫猫”，但是相关部门不应该帮着他“躲猫猫”。
释义
官员自杀年年有，似乎今年特别多，不仅多，而且有一些还相当离谱。比如，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重庆市高级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在看守所里死了。重庆市官方称，这是自杀。再比如，湖南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在自家诡异地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自杀”，结论是患抑郁症而选择自决——这一结论本身，就让公众为之抑郁。
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只要是官员自杀，不管是不是真自杀，公众都会随之产生习惯性怀疑：这是自杀，还是被“自杀”呢，自杀是谢罪，还是“躲猫猫”？
对于官员薄命，舆论与民意中流露出来的怀疑、鄙夷乃至幸灾乐祸，则衬托出一些政府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败坏。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背景下，出现官员自杀事件，本身可视为官场生态的恶化和选任干部机制的缺陷。
要减少官员“非正常死亡”，根本的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应当从制度上瓦解官员腐败的土壤，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醉驾杀人
释义
得了免死令牌？
2009年，几起车祸让人触目惊心，其中成都孙伟铭酒后驾驶，造成四死一伤，和南京张明宝酒后驾驶，造成五死四伤，尤为引人注目。死伤者家属的痛不欲生自不必说，公众也是对肇事者怒目而视。自己不要命没人管你，你怎么能去害人呢？因为涉及的伤亡太大太重，公众纷纷要求法律严惩。法网确实恢恢，两起大案都“舍弃”了交通肇事罪，遵从民意以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但是两起大案的判决结果（均为无期徒刑），并不能让公众满意。“行为后果不是唯一的量刑依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释说，张明宝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较好；积极筹措资金进行民事赔偿；犯罪主观恶意性也相对较轻。这个意思是不是说，酒后驾驶，只要“主观恶意性”相对较轻，事后态度好，有钱赔付，就可以免除死刑，哪怕撞死10个，20个，100个？
释义
无论是孙伟铭，还是张明宝，他们因为醉驾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了社会的公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为舆论的强音。这对司法机关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最后，两案均选择了以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来量刑，判处无期。这既照顾到了民意，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是权衡之后的理性结果，尽管还有争议，但体现了司法理性。
张明宝一案，因为社会关注度高，司法机关量刑审慎，既照顾到了社会情绪，又坚持了司法理性，这是值得肯定的，司法的独立性，不能被情绪化的舆论推着走，只要是有法律依据的，就应该坚持。
倒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打击醉驾，不能以运动始，再以运动终，必须坚持高压和常态化。同时，如果司法机关对所有的案例都能够以这种态度来坚持，那才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终极诉求。不过，现在看来，这一点，离公众的要求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阜阳官场
释义
买官者终跌下官位
中国古代是可以买官的，“买官”即“捐官”，买官人不仅不以之为耻反以之为荣，大肆炫耀。在今天，这种荒唐的行径当然为法治社会所不允许。这也是阜阳“白宫书记”张志安坐牢的原因之一。但在阜阳，这种荒唐事，竟然演变成了荒诞事。快报记者前去调查，发现“白宫书记”虽然被抓了，但是那些买官的人，那些行贿者，竟然牢牢地坐在买来的官位上，大言不惭地发号施令。虽然，快报调查见报的第二天，13名买官者就都被一撸到底，但是这出百年难见的荒诞戏不应该那么快就落幕。我们应该问一问：当地那些熟谙国家法律法规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当你们的特殊同事、“邻居”在你们面前招摇过市时，你们的政治嗅觉在哪里，你们的道德责任在哪里？
释义
从媒体高频度的报道来看，安徽阜阳似乎成为腐败最严重的沦陷区了。其中，买官卖官，则成为当地最受人诟病的现象之一。
权力越集中，权力的含金量越高，能够决定和掌控权力的官位，则越会成为有些人觊觎的目标。如果没有有力、有效的约束机制，卖官现象就会自然发生，当然是以不同形式、不同面目出现的。当官位都成为商品，可以买卖的时候，占据官位的人，就会按照投资收益的原则，进行权力变现，其结果，只能是加剧腐败，导致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更为可怕的是，当买官成为一种人人熟知的行情，而无法抵制、无力抵制的时候，机体内自身的纠偏机制将宣告失灵。这种腐败，对为官之德进行大范围的侵蚀，就如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官场横行的潜规则则会架空规则，道德不是屈服就是败退，其结果只能是天怒人怨，导致矛盾的集体爆发。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集合上下，形成合力，再行壮士断腕之举，痛下猛药。
曹县帖案
释义
“段磊”们有家难回
山东曹县青年段磊，因为在网上发帖举报镇领导，涉嫌诽谤罪被拘，继而被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在段磊之前，河南青年王帅因在上海发帖举报家乡河南灵宝违法征地，同样涉嫌诽谤，被灵宝警方跨省追捕，从上海捉拿归案。“诽谤”“跨省追捕”因此成了网络热词。后来的调查表明，段磊和王帅的举报并非诽谤，他们在网上发帖，体现的是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两地警方的作为，则凸显了当下某些地方官员对行政权力的滥用以及对公民监督的漠视和打击报复。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网络也是个好东西，但就是有人怕民主怕网络，因为这些人的害怕，才出现“段磊”们有家难回的局面。
释义
和云南“躲猫猫”，杭州“欺实马”一起，对发帖举报者进行“跨省追捕”，成为媒体年终评选的“十大网络事件”之一。这些发帖者，之所以选择网络作为权利救济和对外吁求的通道，实在是因为在当地，合法的诉求渠道已经被封死了，即便是选择网络，也会受到跨省追捕，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公民权利贫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而地方官员滥用公权，张狂无羁的行为，已经很不像话。此举，怎么会不激起众怒？跨省追捕不只是针对段磊、王帅，在网络时代，每一个公民都可能遭受侵害。网民们在对他们进行声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间接地捍卫着自己的利益。而综观这十大网络事件，无一例外，都是现实的利益纠葛在网络上的投射，而其中所折射的权利缺失的焦虑，在网络上忧伤地流淌。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网民们的声援下，跨省追捕和其他九大网络事件一样，都有了一个好的结局。在公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舆论的压力，使得事情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说明，舆论的力量已经在现实中，具化为权利的部分回归，而这，将会更加激励网民们关注现实，注重维权。
开胸验肺
释义
“法”大还是“人命”大的追问
张海超在做出开胸验肺的决定时，就注定了他会成为2009年的焦点人物，也注定会引起公众对《职业病防治法》的议论。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先是因为张海超所在单位拒绝为其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拒绝为其进行尘肺病诊断，后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作出了“肺结核”的误诊结论；之后又拒绝承认他在郑大一附院开胸验肺后得出的患尘肺病结论。张海超说他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以生命为赌注，为自己维权，同时也是在为他的工友，为更多的有可能患职业病的人维权。开胸验肺，验出了有关部门对普通人生命的漠视，也验出了《职业病防治法》的漏洞。
释义
在媒体评选的年度“十大热词”中，“开胸验肺”赫然当选。一个公民，不惜以“开胸验肺”这种无奈而壮烈的形式，来为自己维权，这和“跳楼讨薪”“自焚抗拆”一样，散发出浓浓的悲情，实在是一种社会的悲哀。现在，这个词已经成为专有名词，外延进一步扩大，指那些用决断而无奈的方式来为自己维护。这个词的热辣和走红，网友们对这个现象的高度关切和弥漫于网络上的同情，本身就说明，张海超这一行为，引起了普遍共鸣，其背后所折射的权利的贫困和救济的艰难，已经处于集体情绪爆发的临界点了。
实际上，严格说来，按照现有规定，他的开胸起不到验肺确诊病情的作用，而只是一种发生在医院里的黑色幽默。这种黑色幽默收到的效果，其实是一种自残形式的抗议。
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什么类似个案时有发生？为什么自救者时常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人们在张海超身上也看到了一种“让人含泪的暴力”，一种并不施害于他人，而是加诸自身的暴力。但谁敢保证，这种加诸自身的暴力，不会转向其他人？而这，则是最可怕的结果。
张海超式的“一个人在战斗”该唤醒我们沉睡的责任和行动了。
周久耕栽了
释义
“人肉搜索”的胜利
周久耕案已经尘埃落定，被判了11年的原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目前似乎已经只剩下一个悬念：他在狱中写的小说什么时候出版？那会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呢？但是周久耕从一句“查处低价销售楼盘”言论起始，最终被绳之以法，这中间的过程却是值得公众、为官者反复思忖。这个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词“人肉搜索”。可以这么说，是网友不折不挠的人肉搜索把这个隐藏的贪官送进了监狱。一句触犯众怒的“雷语”，引起网友的愤怒，而后网友发动人肉搜索，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一一被曝于没有遮拦的网络上。“最牛房产局长”“天价烟局长”最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周久耕被抓应该是网络的胜利，网民的胜利。网民在这一进程中，充当了“人民侦查员”的角色。这一特殊的进程，应该是对官员的一次警示：你不“老实”，我就“搜”你。
释义
周久耕的落马，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警示性。一个官员，因为雷语而引起了网友的公愤，网友们在网络上怒眼圆睁，就立马发现了他的可疑之处，纪委顺应民意一跟进，就查出了问题。与其说是人肉搜索太厉害，还不如说是一些官员实在不经查。而不经查的背后，岂不是问题多多，比比皆是？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不怕上告，就怕上报，现在是不怕上报，就怕上网搞。但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没有问题，再怎么搜索也不会有问题的。周久耕的落马，让人肉搜索的威力更加焕发，也更激发了网友的监督热情。
不过，我们不能把人肉搜索作为反腐败的利器，这是用错了武器。真正的反腐，还得从制度防腐开始。比如，如果官员财产公开成为现实的话，周久耕的三处房产就足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注意。所以，有这个欢呼劲，我们还不如把眼光和精力，集中到更有效的地方去，比如，多呼吁和推动官员财产的申报与公开的“阳光法案”，如何？
中国文学
释义
年年都只能被炮轰
中国文学的式微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不是德国汉学家顾彬说它是垃圾，它才这么变得不招人待见的。2009年，人们记住了几部中国小说？有哪个作家被读者津津乐道？这一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还是两个80后，韩寒、郭敬明。而韩寒基本是个赛车手加博客狂人，郭敬明就是一个“花样少年”。寻根溯源，中国文学的衰落是和网络的兴起相始终的。网络时代，文学的入世功能，比如早期的伤痕文学的批判功能，已经让位给了网民和时评家，文学的艺术功能，也就是想象力，则早已在上个世纪末就枯竭了。还好，还有人很严肃地炮轰它；如果有一天人们连说它的兴趣都没有了，它就只能上娱乐版的边栏上待着了。
释义
中国文学界问题之多堪比足球界，因此，被人炮轰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且即便是乱炮齐轰，也多会中的，这正是最具讽刺性的地方。
当代文学作品整体质量的贫弱确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文学作品与中国人现实生存的脱节是最让人痛心之处，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其次，当代文学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大范围的文学作品投身商业，以市场的需要为最大的动力，市场也成为评价其成败的主要标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将责任推到意识形态的束缚方面。这是一个偷懒的借口，有体制的原因，更有市场的冲击，也与文学界的功利、浮躁的心态有莫大的关系。文学没有想象力，没有冲击力，没有批判力，没有责任感，那还能剩下什么呢？所以，被人炮轰，一点也不冤枉。
钱学森之问
释义
杰出人才在哪里
航天之父钱学森走了，他给中国航天事业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钱老留下的一句“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引起了教育界、公众的广泛关注，成了大家看得见的宝贵遗产。虽然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少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杰出人才多寡的唯一标准，但是几十年来中国本土没有人获得诺奖的事实，有理由让人相信，中国教育在培养杰出人才方面出了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实，他已经点出问题出在了哪里。后人，特别是拥有教育决策权的人，只要找出“模式”，大胆做，大胆试验就可以了。
释义
钱老也许不会想到，他的身后会有这样的喧嚣。实在是因为，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追问，刺痛了我们，唤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共鸣。当我们民族的智慧足以向月球迈步，如何“出大师”这样的问题显然不应该在智力范畴内去读解，而更应该在历史正义和现实政治中去敲问。“出大师”不过是对钱学森晚年良苦用心近乎功利的概括，而记住这个问题、思索这个问题、解开这个问题，则是每一位中国人的责任。
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难道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吗？显然不是。我认为是没有培养大师的土壤，我们的学校只有按照教育家思维、创新模式办学，积极改革行政化、功利化，培养大师的土壤也就形成了。
第三方调查
释义
呼唤更独立更客观
第三方调查是2009年的新名词，它相对于由“出事”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的调查而言。“云南躲猫猫”“上海钓鱼执法”“南京徐宝宝事件”发生之后，都曾经因为“常规”调查结果不被公众接受，而组成过由媒体、网友、专家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它们也被称为第三方调查，因为调查过程相对客观，调查的结果也容易被公众接受和认可。但是第三方调查目前来说，还存在不足，比如主导单位还是“出事”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比如没有对之前的第一次调查进行再调查，比如还没有形成制度。
第三方调查，任重而道远。
释义
从法律上讲，作为新生事物，“第三方调查”虽然被一些网民标榜为“独立”“开放”“公正”的象征，成为了解“真相”的主力军，但是第三方调查结果并不能成为事实的证据，也不具法律效力。按道理和法律来说，调查本来是相关部门的分内之事，比如，刑事民事有警察、贪污腐败有检察、量刑判决有法院，此外还有纪委、人大等多个部门在后面把关。那么“第三方调查”为何在没有法律效力的基础上被各方叫好？
第三方调查之所以引起人们热切盼望和关注，关键在于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个别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超越了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陷入利益泥淖而不能自拔，导致公众对官方公平公正解决问题缺乏信任，“第三方调查”越来越多地成为挽回公众信任的手段。而这既正常，也不正常。正常的是，第三方机构，立场可以超脱、客观，调查结果相对可信；不正常的是，相关管理部门的缺位和严重的信任危机，才会使得人们退而求其次，转而倚重于第三方调查。
可以说，“第三方调查”的出现是民众监督意识越来越强的表现，也是民众对知情权意识提高的体现。同时，政府主导的“第三方调查”也是政府提高公信力，拓宽公众监督的渠道。
钟南山
释义
为什么不相信
“全国甲流共报53例死亡病例，我根本不相信。”国家防治甲流的措施不可谓不用心，不周全，但是钟南山院士还是不满意。就像在非典时期的正直敢言一样，钟南山的风格还是有话就说。钟南山没有透露甲流瞒报的细节，导致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以一句“他所说的我也不相信”。谁也不知道这次特殊“PK”的结果谁赢谁输，但是钟南山的一句“不相信”，相信对那些因为害怕“抹黑”政绩而失去官位的官员是一种警示。而钟南山“不相信”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国内因甲流死亡的病例有所增多，但这是否与钟南山的质问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释义
钟南山为什么不相信全国甲流死亡的统计数字？恐怕不仅仅是出于对统计部门公信不足的习惯性怀疑，也不仅仅是出于专业背景、基于常识和经验对甲流死亡现状的判断认知，更主要的，恐怕是对一些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的需要对死亡人数的选择性上报的愤怒。相比较上述这些情况，死亡人数的具体数据倒是次要问题了。
现在，一些官员出于现实利益考量，欺上瞒下成为一种常规手法、官场生存秘笈。只是人人都心照不宣：你说你的，我听我的。这，几乎都成为一种生态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则是这种生态的生动写照。
值得庆幸的是，钟南山的不相信，并没有因触怒权力而受到压力和惩罚，卫生部发言人及时予以了回应，钟南山依然可以放炮。因此，我们希望钟南山能够保持本色，我们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钟南山”们为追寻真相、捍卫真理挺身而出。这样的人多了，那些习惯于造假和说谎的人就会少一些，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就会更快一些吧。
2009难忘语录
相比2008年，2009年没有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也没有令所有国人沉痛的汶川地震。但这一年，60周年国庆阅兵，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强盛，众多民间力量的成长，则让国人更感民主的力量。值此岁末，梳理那些只言片语，让我们再次感受中国力量的崛起轨迹。
“老师们，同学们，这种卑鄙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的友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剑桥大学遭遇“鞋袭”后，镇定自若，彰显大国风范。
“民本政府也好，服务型政府也好，一定都是透明政府。”
——杭州市长蔡奇表示，开放式决策有利于老百姓行使监督权。
“学术腐败像癌症一样,如果听任不管就会恶性蔓延。”
——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表示，学术风气恶化下去就会积重难返。
“我不愿为这种人辩护。”
——律师不愿为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被告辩护。
“那天你是不在，要是你在，你也慌。”
——政府信息不公开造成“杞人忧钴”，杞县一位杂货店老板，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恐慌情形。
“对黑恶势力要一打到底,对保护伞要一挖到底。”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出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2009年第二次全体会议时表示，要依法严惩严重违法犯罪分子。
“很多其他国家都在等着我们，他们要看我们做什么，他们会说，‘你看美国、中国他们对这个并不认真，那我们也不会认真’。”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时，希望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担负起领导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