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回顾国家发展历程，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前所未有的机遇，往往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欲把握发展的先机，必然要对可能面临的挑战作出判断，未雨绸缪。

　　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得到专家学者、干部群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与参与。“环境危机凸显”“贫富差距拉大”“基层干群冲突”等十大挑战当中，有些精确地切中了时代弊端，有些让我们感同身受，有些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较远，但这些可以说都是民众真实心声的表达，是大家的共同关切。

　　未来十年的挑战，不仅关乎中国发展全局，更关乎你我的平凡生计。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分别就调查结果撰写了分析文章，本文节选“信任危机”以及“民主政治改革”两篇，供大家品鉴他们的战略思考。

　　杨宜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

　　信任危机——

　　契约社会还有多远

　　当有陌生人对你说他的钱包丢了，没钱回家，希望你给他一点钱，你不会心生怜悯，而是置之不理，因为你知道，他是个职业骗子；当你遇到困难，有陌生人前来帮助时，你也不会心存感激，而是小心谨慎，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你害怕他另有所图；当你与外界交往时，尽管打起十二分精神，仍然有种不安全感，因为造假事件频频发生——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曾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诚信资源逐渐匮乏，信任危机逐渐凸显。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实际上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与此同时，信任作为一种预期又是生活中必需的。对此，人类社会发展出相应的对策，来保证人与人之间形成足够的信任。

　　当代社会是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生人社会”。生人社会是在社会流动中形成的。社会分工的加大，每个人离开本乡本土，离开了“自己人”的土壤，来到陌生人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匿名的，不被别人了解底细的，并且可能迅速离开而在茫茫人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因此，一些人恰恰利用了社会转型，看到了所谓的“商机”，大行欺骗之道。

　　用制度保障信用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个生人组成的社会。然而，生人社会未必就是可怕的，让人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在生人社会中，依然可以通过制度和交往两个方面来对信任提供保证。当然，这里的制度，不是亲属制度或拟亲属制度，而是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这里的交往，不是长期交往，而是短期交往。信用制度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在发展完善。在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信用制度起作用的例子。例如，使用纸币，房屋交易中的银行担保，考试作弊的惩罚，企业的诚信记录等等。当所有人通过契约而不是人情，在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合约中信守承诺，在大家认可的制度面前，平等地接受契约的制约，这样就会得到制度为所有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提供的保障。当生人社会同时也是契约社会时，人们在生人社会中依然可以得到安全感和自由。此外，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要求人们对他人的知觉、判断、归因更为准确和正确。因而，对他人人格特征的知觉能力、交往中的分寸把握、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人所言的求证意识等都有了新要求。信任与盲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信任将是有条件的，有根据的，而盲从是无条件的、根据不足的。

　　期待契约社会

　　生人社会一方面要求人信任信用制度，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良性的互动，形成人际“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是一种对社会的基本信念，即“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这种信念来自人们对世界是公平的、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也是成功的信任。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只不过，这是全人类依靠共同合作来实现的“预言”。

　　对于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人，契约的意义往往抵不过人情。契约的拟定和遵守包含着大量的人情和关系。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契约里面可能会考虑到人情，另一方面，我们的契约在执行中，也会因“合情合理”的价值判断所左右。而受利益驱动，并且无视社会规则的人，可能根本不打算信守契约和社会规范，如果监管不力、制度不健全，就会从中牟取不义之财。

　　生人社会是一个人人更加相互依赖的社会。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应该受到平等、公平的待遇，这样，社会的各项制度才会被遵守、被信任、被依赖，同时，也被建设。否则，不信任制度，认为制度仅仅服务于某些人，进而认为制度是束缚自己便利他人的，就会把制度看成是不值得遵守的，或者，看到有些人因不执行制度而得到好处，认为制度是可以不遵守的，或通过关系疏通而打折扣的，那么，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也会出现。接下来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越来越没有诚信：菜要自己种才没有超标的农药，房子要自己盖才不会变成豆腐渣工程，医生要给红包才能保证手术成功，上大学要托关系才能进……直到自己做的事情也可以敷衍……这样的后果，将证明这个社会是不值得信任的社会，大概就会走到尽头了。

　　生人社会要变成契约社会，还必须是一个人人参与建构的公民社会。如果每个人有权参与社会的制度建设，将社会变为自己所属的社会，互信的建立才有保证。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二级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

　　可控性政治改革是最佳选择

　　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动二者的互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自由观念，社会政治生活的逐步宽松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空间。民众对政府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预期越来越高，那么，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否会满足民众的预期，如果达不到，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不跟进，中国未来有风险

　　人民论坛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汪玉凯：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改革开题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工作重心转移了，更多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其他的一切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等都是为经济服务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个性开始张扬，中国社会活跃起来，于是，人们对民主改革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网民的人数大大增加，网络为中国公民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公众参与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加之市场经济赋予了老百姓平等、公平、竞争的意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被大大调动。中共十七大提出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报告说，人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这是对中国未来政治路线图的最准确描绘，激发了老百姓对政治民主化的期望值。

　　因此，如果不改革，将会与老百姓的期望形成巨大的反差。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都与政治改革滞后有关。如果不解决政治改革问题，将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政治改革如果不跟进，中国的未来将会有很大的风险。

　　中国政治改革应“自上而下”

　　人民论坛记者：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公众的期待也在提高，您认为未来10年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汪玉凯：1992年以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上而下，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千丝万缕，两者结合，成了改革路上的巨大障碍。改革一旦要触及他们的利益，几乎就寸步难行。具体来说，第一，公权受到制约。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完整的，比如人大、政协、媒体、公众，但实际上从司法上来讲我们对一把手没有制约。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我们要搞公权制度设计，不然社会影响很不好。第二，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党政自身的改革很滞后，如“三公”消费，公车、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老百姓对这些意见很大。第三，执政党自身改革滞后。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应该自下而上，而应该自上而下。上面控制，制定重大政策，但改革不一定要从上面开拓，而是从下面寻找突破口。

　　可控性改革非常关键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认为，改革是好事，但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弄不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或无序。那么，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措施有哪些？

　　汪玉凯：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但不改革的话，风险更大。我认为改革的思路有三点：第一，改革不能盲目冒进，过快会出现很多问题。拉美、印度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值得注意。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和适度要和经济保持一致。第二，进行可控性改革，执政党自身要改。一方面，社会公众对政体改革的期望值是动力，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矛盾也是改革的动力。如何上下配合，对政府来说就要动脑筋，可控性改革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以县为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广东顺德的做法，一是建立了党政统合的组织架构；二是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三是高效、经济的政府运转模式。在基层扩大党的领导干部直接选举的范围，以此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如县一级可否设想县委书记不兼任人大主任，而县委书记和县长由一人担任，但必须是通过党的代表会议和人代会选举产生。这样县委书记就会对党员、人大代表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县一级可控了，我们就能往上涉及，这就是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