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陈国芳和张大有的遭遇，立刻让我想起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那个卑贱的女子羊脂球，他们作为人应有的权利，都被同车貌似高尚的其他乘客们，以冠冕堂皇的“公众利益”为由，活生生地践踏着。

　　而陈国芳和张大有唯一幸运的地方，在于他们后来还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患的只是普通感冒”，既不会传染他人，更不会危及公共安全。

　　沿着这个迟来的清白倒推回去，我们将发现，当初大巴上近30个乘客煞有介事的“民意表决”，其实是多么的自私自利。

　　“民意表决”者忘了，他们不是医生，有什么资格凭肉眼裁定两人一定患上严重甲流？他们不是执法者，谁又赋予其行使驱赶同车的一小部分人下车的权利？法治社会看重的“程序正义”，在披着“民意表决”外衣的自私冲动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至于作为弱势者的陈国芳和张大有被赶下车后的命运如何，会不会冻死路上或被车撞上，更不值得一提了。

　　很讽刺的是，陈国芳和张大有不停咳嗽后，怕影响其他人，遂到服务区买口罩戴上。悲哀的是，这个深具责任感的举动，加深了“民意表决”者的疑虑，由此也加快了他们被赶下车的进程。弱势者因为想对同车其他人负责，却被同车人以 “民意”的名义更快地抛弃，这足以反证：有时候，“民意表决”是多么的靠不住，只是自私者手中操纵的工具，以此为掩护，“正义地”牺牲掉可能危及自身的少数人的利益，并且事后不用承担责任。（修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