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发“三道金牌”到挥出“第一拳”，再到召集200多副市长进京，中央调控房价可谓号角声声、动作连连。然而，作为政策具体执行者之一的地方政府却罕见地保持了沉默。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很想知道200多位副市长去北京具体谈了些什么，可惜，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上，都找不到这样的声音。

　　原因何在？也许我们可以从上海市长韩正前不久的表态中略窥端倪。韩市长说：“房价太高，最终损害的是这座城市里普通百姓的利益，因此宁愿GDP落后也要保民生、抑房价。”

　　宁愿两个字一方面显现了政府的决心和义无反顾，但另一方面暴露出的正是地方政府官员目前普遍存在的两难心态。

　　地方官员知不知道房价高得离谱？

　　这是一个伪问题！这些年来，关于官员“我是××级，我也买不起房”式的感叹不时见诸媒体，更有广州市长张广宁曾坚决表示，政府一定会打压房价，劝市民不要急着买房。

　　地方政府知不知道高房价最终损害老百姓利益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答案也不言而喻，当房产业的投资比例达到了GDP的10%，当廉价的资本大量涌入，必然会导致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和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此消彼长之下，85%的家庭买不起房自然算不上稀奇。

　　一切都了然于胸，一切又依然故我，这就好比明知道是一颗慢性毒药，却越吃越爽口，越吃越上瘾。这正是房地产业绑架中国经济社会的吊诡之处。

　　原因有两方面：通俗地说，一是广受诟病的土地出让制度恰恰是地方最大的钱袋子，二是长期以来GDP的增长紧密关联着官员的官帽子。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拿走了包括消费税、所得税、燃油税等税收收入中的大头，地方财政收入则在取消养路费、农业税之后捉襟见肘。其次，长期以来，GDP的增长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唯一标准。地方官员迫切需要大干快上出政绩，但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以至于什么项目都想上，遗憾手里没有钱。因此，1994年开始实行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一下子发现了房产市场这个“金矿”。从此，房产税、契税尤其是土地出让金顺理成章地成了政府又快又丰厚的主要资金来源，低价征地高价拍卖则成了经营城市的生财之道。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勇于充当资本方的马前卒、乐于成为开发商利益共同体的深层次原因。

　　当高房价成了百姓之伤、社会之痛、经济之病，地方政府继续不作为显然向上向下都无法交代；可调控也将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不但政府无法主导投资，而且会在保障投入等方面积聚更多的矛盾。两难选择面前，指望地方政府明确表态显然不现实。一言以蔽之，在房价调控问题上，地方政府先天就缺乏动力。韩市长的表态让我们看到了上海市政府的勇气和决心，但个案的意义无法消弭机制的硬伤。

　　其实，我们仔细一琢磨就可以发现，这种两难心态在房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普遍存在，即使在中央层面也同样存在。

　　今年虽然成功“保八”，但明年的经济增长依然充满挑战和风险。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一味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已不可持续，其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给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在内需尚无法真正拉动的背景下，日益严峻的外贸环境也让依靠出口拉动发展的模式面临新问题。于是，房产业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支柱产业。因此，这一轮的调控可以理解为中央要在保民生和保增长中间寻找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调控需要发力，但不能过猛。因此，我们看到，购房优惠政策大部分得以延续，二套房贷的收紧目前还只停留在讨论层面。

　　开发商的心态同样两难，他们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有些地块的楼面地价超过了同地段的新房，手里握着廉价的资本，囤着大量的高价地，这出戏下一幕怎么唱还颇费思量。于是，一边是王石忧心忡忡：“目前房地产市场已经产生泡沫，并且这个泡沫终将破裂。”一边是开发商为夺广州亚运城地块，255亿天价再创“地王”新纪录。

　　作为资金供给方的游资和银行亦是如此，央企不差钱，创新升级无动力；民企贷钱难，产业升级无能力，加上民间投资的种种限制以及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廉价资本的大量涌入显得无可避免。这和银行今年一年放了10万亿元的贷款一样，暗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资本泡沫破灭，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惨烈。

　　因此，如今的房价调控已不是由谁来表态及如何表态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全面衡量、精心梳理、上下统筹的重大政治课题，这一课题既关系到民生，更关乎这个国家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