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似乎大有成为2009年年度汉字之势！在这一年里，由拆迁导致的矛盾此起彼伏。然而，泰州一个老体育场曲折的命运转折，让我们看到了当地官员尊重民意、顺应民意的善意，更让我们见证了公权力在利益博弈中一次可贵的华丽转身。

　　老体育场的去留，与其说是一场利益和发展观的博弈，倒不如说是一种执政理念的革新。对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保留体育场方便市民锻炼？还是卖给开发商搞房产开发？本应是个简单的问题。然而，在靠土地财政生钱、靠房产行业当家的大背景下，这似乎又是个艰难的抉择。因为，要想出政绩必须大干快上，可政府投资处处都得花钱，于是，卖地成了来钱的首选，拆迁成了政府的责任。

　　回顾一下这些年的拆迁事件，从“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狂妄，到“东宁县长警告拆迁户勿以卵击石”的底气，无不揭示了地方官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前甘当马前卒，权力与资本动辄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一尴尬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体育场的幸存，似乎仰仗于权力的自省，而并非轻易地解读为民意的全面胜利。

　　也正因为此，泰州的这场博弈虽然持续了数年之久，但丝毫不妨碍我们对这样的执政理念心生敬意。

　　但我们也看到，从决定拆除到保留升级，政府决策的前半程显然缺少了公众的参与。政府想的是如何为建一个郊区的新体育场筹足资金，却没有考虑过拆除老体育场对市区居民就近锻炼的不便。官员们憧憬的是一个浩大的形象工程，却忽略了体育场自身应有的真正属性。这种惯性化的漠视与“满拧”大概也是目前地方规划决策中最常见的思维定势。

　　与厦门PX事件的发展路径一样，老体育场的命运转折同样经历了方案公布、民意反弹、专家质疑、规划搁置及至最终改变这一系列过程。假设一下，如果政府一开始能主动安排公众参与,就不会遭遇民意随后的抵制，也就不需要付出人力、财力及政府公信力等无谓的成本。

　　因此，在城市规划中，民主程序的建立不仅关乎效率和成本，更体现的是权力对于权利的尊重，这恰恰是政府转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