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民怨”一词首次出现在社科院年度报告上，而且用了“太深”作修饰，绝不是危言耸听。报告之所以如此痛陈时弊，明摆着说化解民众积怨已成目前政府工作的要务急务之一，乃重中之重。

　　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群体性事件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但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增加并非无源可循，正如报告所说，是一些地方在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不注意方法、不讲究策略、不解决矛盾、不追求平衡造成的。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只注意眼前政绩，忽视或者漠视还历史欠账，结果“积怨成祸”，积重难返，导致社会公共生活的冲突不断。因此，化解民众积怨，必须搞清怨从何来，怨何以解。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社会积怨的产生是社会机制突变时，执政思维跟不上变化而出现的“肠梗阻”。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进程会天然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增长虽以某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同时也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对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一些地方未能充分估计到这种社会矛盾，政府职能不作调整，社会结构因循守旧，管理方式一成不变，结果出现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民众深陷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四座大山”的体制性短缺重压之下，由个别不满转变成集体心理，出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怪现状。一些地方政府得赶紧补上与时俱进以民为本这一课。

　　其次，我们要注意到，社会积怨与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的错误政绩观、发展观有关，是社会发展的“暴食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认为，发展是矛盾的转化过程，而不是制造新矛盾的过程。这些年一些地方大搞GDP崇拜，以物为本，把“发展是硬道理”搞成了“增长是硬道理”，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发展观的问题。发展观是道，科学是术。结果被搞成以术御道，与民争利，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损害公共利益，违背了可持续原则。拆迁冲突不断，房价居高不下成为最典型的卖地财政。因为利益抗争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民怨虽然比前一类激烈程度低，但由于涉及面广，往往为其他的社会冲突积蓄能源，危害性不容小觑。政府当从解小怨防大怨着手，降低群体事件发生率。

　　第三，我们要警惕到，权力以某种不正当的方式越来越多地介入财富的分配过程，极大扭曲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价值体系。这是需要根治的“败血病”。官员的贪腐、少数富豪阶层的炫富、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话语优势，都使阶层之间观念碰撞增多、心理隔膜加深、不信任感加剧。如果在社会管理中不注意掌握平衡，很有可能产生阶层对抗，引发“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给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带来威胁，也给政府的形象和威权带来伤害。“石首”事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这给政府廉政建设和利益调整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可以说，民怨产生大都与政府工作息息相关，化解民怨当然与政府工作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但是，个别地方对民怨的处理存在严重误区。有的把民怨归结于历史遗留，推诿现任责任；有的把民怨视为过程性障碍，任其向后蔓延；有的则以强力化怨的传统处理方式，激化群众情绪。这些，都不符合中央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化解积怨，政府需要“新思维”，需要“急性子”，需要“慢工夫”。民怨不除，发展不顺，社会不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